胎梦大全美国再次升级中美贸易战规模，之前宣布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百分之十的关税。这个商品清单长长的，涉及6000多种商品，一共200多页。日前，美国又与欧盟、日本动作频频，中国的处境看似越来越。
在可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和政策博弈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中国要如何应对反复无常的对手，本国的利益，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今天的文章，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林毅夫、姚洋、余淼杰三位北大经济学家此前在“中美贸易摩擦新进展与应对策略”论坛上给出的看法：
林毅夫，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曾任第十一届全国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政协常委，第十届、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和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美国贸易争端实为争取选民和遏制中国崛起。特朗普十分清楚所谓中国带来的贸易逆差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美国为何要极力给中国安上这一“”?原因有二：第一，中期选举在即、迎合、争取选民。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已经40年没有增长，中产家庭的比重在所有家庭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美国的失落感加剧。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点：首先，通过金融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创新，财富快速向华尔街集中，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的盈利占美国所有企业盈利的40%以上。其次，近30年来高科技行业迅猛发展，出现了微软、苹果、谷歌、脸书等一批科技巨头，财富向硅谷集中。一般家庭如果不是在金融或高科技两个行业中工作，收入增速就相对较慢，收入比重也随之下降。最后，工厂生产和办公室自动化，替代了许多传统的工作。
然而，多数普通不明其理，看到中国蓬勃发展，自己收入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以为是中国的发展导致了自己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困境。特朗普将矛盾焦点指向中国，先引导认为是中国等对美净出口国家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再宣布制裁中国以迎合。
在此应该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中国出口价廉物美的消费品，才使得美国一般在真实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我记得1980年刚到美国留学时，带去的一件丝织品衬衫为同班美国同学所羡慕，由于中国的大量出口，现在在美国的百货公司经常看到一般蓝领的消费者购买丝织品衬衫，而且一买就是几件甚至半打。
第二，美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仔细看美方制裁中国出口商品名单，可以发现多数商品并非中国出口美国最多的一般消费产品，却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所列的行业高度重合。实际上，我国在这类产品中提供的附加价值并不高，中国内地仅仅是做全球价值链中劳动加工这一环，真正资本密集度高、附加值高的组件多是从韩国、日本和我国地区进口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20世纪70年代制裁、80年代制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这次美国制裁中国这类行业，目的在于借此遏制中国制造业的战略崛起，而非在于缩小中美的贸易逆差。
第一，保持定力，继续按照我国的进程和需要，进行，不要被外部因素打乱节奏，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
第二，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对美国部分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这些产品出口量减少，会使其国内生产者损失。同时，美国关税提高后，其国内进口商品价格增长，最终成本要由美国承担。美国的进口商品消费者和出口商品生产者都受到损失，可能会改变美国选民对贸易制裁的态度。
第三，我们应加强国际和国内引导。国际上，我国应站在贸易化和全球化的制高点，并在WTO框架内对美国对华“301调查”进行，要求仲裁。对国内，要注意避免激进民族主义抬头影响我们的进程。
姚洋，大学地理系本科、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博士。现为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和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出版中英文专著、合著、文集十余部。
首先，降低关税，培育出一个更加丰富的中产阶级市场。降低关税不仅可以提高的福利，而且可以培育和完善中国的中产阶级产品市场。目前我国的高关税，直接造成的是市场的分割，国外进口产品到中国，形成了非常骇人的奢侈品市场，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其标价令外国人都瞠目结舌。但另一面，中国的本土产品质量又不够高，大量的地摊货、劣质品并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这些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空有意义的例子是汽车市场，过去我们对汽车的关税是85%，加入WTO后降到25%，当时很多人担优我国的本土汽车行业面临危机。但随后的事明，恰恰是我们加入WTO之后，关税下降，才让国内汽车厂商有了生产低价汽车的动力，同时也让国际厂商有了生产低价汽车的动力，我们才看到更高效的竞争，和随之而来井喷式的汽车销量增长。
其次，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但是，部分低效的国企如果不，长期来看，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肿瘤。客观地说，中国有些国有企业在技术、产品和研发能力上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为何还是存在效率较低、转型较慢的问题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激励不足和外部竟争不充分，同时还存在预算软约束下的无序扩张问题。只有把国有企业的激励搞对、进行混合所有制，同时引入适当的竟争，才可以把国有企业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的效率。
最后，加强负面清单管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以准人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推向了实质性阶段。这次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负面清单管理，这确实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方向。过去，中国对商业活方面的是比较严格的，比如国内开办咨询公司有资质、人数和资金方面的，很多行业还有对外资更严苛的准入条款，其中的一些不当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和竞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部分行业和企业已经具备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不需要过分外资进入和国际竞争。比如我国银行业在加入WTO之后，反而经营得越来越好。再比如汽车行业，存在过于严格的持股比例，特斯拉电动车这样符合中国未来汽车发展导向的企业，也因为受制于股权比例，而很难顺利在中国办厂。如果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就更不应该通过种种条款从而把希望来中国投资的外商挡在门外。如果“压仓石”都没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可能进一步降低。
余淼杰，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国际中国研究联盟秘书长，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美国戴维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被联合国、亚洲开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聘为专家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国内外和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教材、时评随笔六部。
其一，美国制造业面临300万个就业岗位的丢失，其认为这是由中国的产品出口美国导致。其二，是中美巨额的双边贸易失衡。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约为2760亿美元，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2/3。其三，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美国定义为“战略竟争对手。
中国此番应该如何应对?从历史上看，中国多采取谈判的方式来化解矛盾，通常抱有很大诚意争取贸易。但中国再行退让，也不会换来美国的退让，只会让美国更加步步紧逼。从国际上看，我们也无可退，只能破釜沉舟，积极应对。
情形一：如果美国单方面征收高关税，中国不予还击。美国的进口将减少而产出将增加。美国的电脑、纺织品、电子产品的产出显著增加。而在征收关税以前美国这些产品大量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中国)。特别地，石油、纺织品、木制品和电脑等产品的进口量下降约1/4，最为显著。对中国来说，总产出将在11个部门发生下降，但影响并不大，总产出减少比例不及5%。但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单边贸易关税这一情形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几乎被摧毁，平均下降75%。
尽管如此，在全球62个经济体真实工资变化排名中，美国将排第59位，而中国排第38位，美国最终的损失仍会大于中国。原因在于：首先，高额关税将会导致美国国内的物价水平上涨，真实工资下降，从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其次，美国并不能拿回300万个就业岗位，甚至将会由于中方在美投资而进一步丢掉26万个工作岗位。
情形二：美国开战，中国报复，中美互征高关税。这种情形下，美国总产出、总进口及从中国进口的变化都与第一种情况相似，但在全球62个经济体真实工资变化的排名中，美国排倒数第二位，中国排倒数第一位。因为打贸易战，中国的产品无法出口至美国，国际市场受损；此外，无法从美国进口材料和中间品使得中国产品价格上升，也使得中国产品增值收入下降。
情形三：中国报复的同时加大力度，增加从欧盟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所有经济体中排名第60位，中国排名第37位，美国受损严重，而中国基本没受负面影响。最关键的是中国可以借此机会推进地区贸易合作，加大力度。例如，继续推进东盟“10+1”的自贸区建设；另外，推进贸易便利化和贸易全球化，五年之内落实“一带一”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
总之，应对目前的贸易摩擦，适宜“备战促和”，不惜“以小战换大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更大的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假设贸易战全面扩大，中国更应积极推动贸易全球化，落实“一带一”，努力争取“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合作共赢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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