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同志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强调：严肃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生活严起。要加强和规范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政治生态。深入学习领会习同志有关党建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重视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鲜明特色。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为实现政治主张、确保先进性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其主要内容就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纲领、政治线和方针政策，它在党的建设中处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一直把政治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并且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确定重点建设内容和具体任务。
时期，尤其是建党初期，确立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线是党的立足之本。为此，我们党首先制定了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线年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主义，这是和三义有区别的。他认为，党的建设的核心是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线，党要实现正确领导，全靠政治线的正确。同志在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时也强调，的建党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为此他把政治上建党与思想上建党一并称之为的基本建党思想。
世纪之交，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同志提出了“”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以及如何建设执政党的根本问题，并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六个关键环节：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更为具体地论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他指出，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处理问题，和建设任务的完成，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党的以来，习同志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并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提出并强调了“政治纲领”“政治线”“政治理想”“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定力”“政治意识”“政治勇气”“政治责任”“政治任务”“政治品质”“政治能力”“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底线”“政治上合格”“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政治清明”“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对党忠诚”等一系列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的概念，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和话语体系，呈现出更加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并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的新格局。
95年来，我们党围绕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纲领、政治线及方针政策持续努力，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为我们深入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及规律奠定了的基础。
1.制定和党的政治纲领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必然前提。政治纲领是一个政党政治主张的理论概括，是党制定大政方针的根本依据，也是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旗帜。我们党从一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确立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把实现主义确定为党的最高纲领，并根据、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确定不同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习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我们党实现基本纲领的同时，就是在为实现最高纲领而奋斗。尽管在探索中我们党也有误，但由于始终坚定地按照党的政治纲领确立的目标而努力，因而，总是能够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不断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也就是说，95年来，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上所做的一切，无不以实现党的政治纲领为目的为引领。
2.制定和执行正确政治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政治线是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目标而制定的政治任务及基本道、基本方针和基本方法，是一定时期党的政治主张的集中体现。政治建设的核心就是制定一条符合实际的政治线。实践证明，能否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线，对党的事业影响极大。比如，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中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转折点，就是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正确政治线，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正确政治线。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政治线.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政策和策略是党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某个领域、某个方面、某项工作的具体指导原则，是将政治线为具体实践的行动准则。由于涉及面宽广、具体情况复杂，因而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政策策略就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在土改运动中，曾经发生过中农利益、扩大打击面等“左”的偏向，对此，通过调整政策和策略，使土改运动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后，我们党调整了农村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特别是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机制。
4.权威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党的总章程、总规矩，是党的政治线、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党的政治线、政治纲领及主要的方针政策只有得到的确认，才能成为引领全党统一行动的精神旗帜。从党的历史看，党的最高纲领了党的性质、旨、指导思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是不能改变的；而党的基本纲领、政治线和方针政策却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完善，因而，以的权威及时正确地制定党的基本纲领、政治线和方针政策，就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5.全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保持全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党团结统一和坚强有力的根本政治基础。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在现阶段首先要求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保持一致。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建设和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集中体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四项基本原则是与依国完全一致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依国必须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必须在轨道上运行。因此，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原则。
6.围绕党的政治线和中心任务抓党建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曾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线密切地联系着。在新主义时期，由于我们党围绕政治线加强自身建设，使党不断发展、壮大和成熟，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正是由于我们党紧紧围绕基本线开展党的建设，才使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在新的历史转型期，我们党面对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超乎想象的复杂局面、世所罕见的严峻挑战，既需要非凡的政治勇气、政治胸襟，在根本立场、根本方向、根本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定力，更需要高度的政治把脉伟大斗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科学确立理政的行动纲领、方针和政策，进而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布局。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也有五大建设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政治建设着党的性质、旨、原则和根本行动方向，在党的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思想建设是政治建设的灵魂和基础，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是政治建设的组织制度保障；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则是政治建设的外在表现。政治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并总是与党的其他建设紧密联系着。当然，由于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实际情况和重点任务有所不同，因而党的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在建党初期，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线，重点是政治上建党。但1927年大失败后，党的重心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在队伍成分以农民为主的情况下，迫切需要育上入手解决广大农民转变为先锋战士的问题，因而党的建设重点就从政治建党转向思想建党。“”结束后，制定正确的政治线成为迫切需要，因而这一时期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也都是围绕实现从“以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首要政治任务进行的。进入新时期，在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线确定之后，总结“”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重视制度建设的思想；随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思想问题、干部问题、作风问题、问题逐步突出起来，因此，在党的建设上又逐步形成了以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为重点的“五大建设”格局。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一个整体转型升级期。这种整体转型升级，一方面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要求党的建设布局进一步完善，形成思想建党、政治立党、组织强党、作风正党、制度治党、兴党的新格局；另一方面要求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重视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而顶层设计的核心就是制定符合未来发展要求的政治线和方针政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成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可见，无论从党的政治建设功能定位看，还是从现实需求看，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都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2.增强政治上的意识，深化党的思想政治建设。长期以来，我们党突出强调思想上，而把政治上的要求内化于其中。现在看来，思想上虽然十分重要，但并不能完全代替政治上的要求。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人的思想和实践在现实中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人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变化的，过去先进不代表今天先进、今天先进不代表未来先进、某方面先进也不代表全部先进。另一方面，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潜在的，认识到是做到的基础，但认识到并不一定能做到，面上表达的思想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思想，现实中存在的“两面人”现象就是知行不一、言行不一的客观反映。因此，看一个是否思想上，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最终要以其具体的实践行为来检验。在党长期执政的今天，强调政治上尤为必要。战争时期，外部敌人的存在对员形成了巨大压力，在那种情况下，不讲政治都成问题。在党执政后，这种直接的外部压力骤然消失，的行为主要靠内生动力，因此容易懈怠。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互联网普及的条件下，思想上、政治上异化的情况更容易发生，因而强调在政治生活中严格遵循党的纪律和规矩，并以此来考量和检验是否合格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组织上一生一次，思想上一生一世，而政治上一生一致。应当明确的是，对提出政治上要求绝不是否认思想的重要性，而是强调思想和政治是一种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两方面都强调，两方面融为一体，才能保持的先进性。在“七一”讲话中，习同志一方面强调，要把理想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另一方面又强调严肃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两者有机结合的治党。在实践中，明确地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定位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部署，强调“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实际上就是把思想建设与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上和政治上有机结合起来的生动实践。
3.遵循党的政治建设基本规律，紧紧围绕党的政治线和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建设。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线和中心任务来开展，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线和中心任务，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遵循这一规律，现阶段党的建设就要紧紧围绕以来我们党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线和中心任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五大发展”、主动把握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遵循这一规律，就要从巩固执政地位和增强执政能力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同谋划、一同部署、一同考核，党建和业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着力解决不敢为、不愿为、不会为、不能为的问题，以全面从严治党党对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以贯彻落实党的政治线和方针政策的创新实践来促进与检验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建设与中心工作的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4.从严肃政治生活入手，全面净化政治生态。严肃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首先要以为根本遵循，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根本的就是党的政治线、思想线、组织线和群众线，同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权威，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对党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同各种地方主义、部门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违规行为作斗争，用铁的纪律党的团结统一。其次，要以贯彻集中制为重点，构建严肃政治生活的长效机制。集中制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严肃政治生活的有力保障。认真贯彻执行集中制原则，既要解决发扬不够问题、又要解决正确集中不够问题，还要扎紧织密制度的，强化制度的执行力，着力提高制度治党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再次，要从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生活会、评议等组织生活制度做起，用好与的武器，不断完善监督机制，清除各种政治灰尘，提升净化、完善、革新、提高的能力。要增强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紧跟时代步伐，贴近实际，丰富活动内容，创新管理教育形式，着力打造一个既有又有纪律、既有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面。
纵观党的历程，党的思想建设的内涵是随着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而发展变化的，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思想和理论两个方面：思想层面主要体现在同各种非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并纠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武装，实现全党思想统一；理论层面主要是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全面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最新，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的实践。中国的建立是以帝国主义，达中华民族之完全的宏大历史为己任的。党的一大召开之时，我们党仅有50余名，到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也仅有994名。初建的中国面临着各种怀疑、非难甚至。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大论辩，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关系，统一全党认识，以执行党的正确思想线，保持党的战斗力。
大失败后，中国暂时处于低潮，党和军队内部出现了对悲观、失败的思想倾向。党的“八七会议”认真总结大失败的原因，号召广大从思想上坚定对党的领导的。当时，建立农村根据地是中国发展壮大队伍的主要方式，这就使得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从旧军队起义的官兵等成为扩大和军队的主要来源。、战斗频繁、生活艰苦，极端化、重军事轻政治、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思想也在和军队内滋长严重。古田会议是和我军历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开创意义，影响深远。古田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红四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各种错误思想，订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确定红军的性质、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回答解决了在中国的领导下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践奠定了基础。这在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线在占据地位，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实行战略转移。在遵义会议上，我们党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开始确立在和军队内的领导地位，并把思想建设摆在了更重要的上。到达陕北后，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主义思想，高度统一了全党思想。随后在党的七大上，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了骄傲自满并在思想上停止不前的倾向。1950年我们党在全党进行了大规模整风运动，有效整顿了骄傲自满、作风不纯等问题，加强了思想建设。伴随着党的执政进程，部分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滋生了贪污、浪费、官僚等坏。为了彻底清除此类现象，我们党于1951年底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了山、张子善等，使广大和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当时，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是迥异于年代实践的全新探索，亟待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1956年党的八大着重强调，为了适应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实际，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加强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思想建设方面始终重视干部的理论“再学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在这场伟大的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面向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又提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求广大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以理论武装推动工作取得新成效。
党的以来，习总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在党的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明确提出“党的思想建设的制”命题，要求“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来进行”，“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这是对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理论创新，不仅把党的思想建设从传统的思想教育、理论武装、理论创新拓展到了制层面，而且在实践方面构建了党的思想建设从制度设计到制度执行的完整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的思想建设的贯彻落实提供了重要保障。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中最具根本性的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为执政党建设首要的基本经验。党的之后，对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具体制度，《中央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完善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体制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制度”，并初步出台了相关理论宣传和理论学习的法规，以制度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在理论宣传的制度建设方面，习总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党性原则，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同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权威。《纲要》对理论宣传的管理做出了：“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方面法规建设,从制度上加强、改进和保障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时必须“党管”的理论宣传原则，通过“完善新闻及新闻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和办法，完善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法规制度”，对违的理论宣传的行为作出性处罚。2015年中央印发的《中国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处分条例》）明确对“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给予处分”。
在理论学习的制度建设方面，2015年10月中央公布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干部理论学习内容、方法、课时要求、考核等作出详尽的。如《条例》对学习内容：“干部应当参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集中轮训以及党的基本理论和党性教育的专题培训，政治理论教育重点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培训”。关于理论学习方法，《条例》“干部教育培训以脱产培训、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网络培训、在职自学等方式进行”，并“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对学习的课时要求，“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每5年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以及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3个月或者550学时以上的培训。其他干部参加教育培训的时间，根据有关和工作需要确定，每年累计不少于12天或者90学时”。同时还“干部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教育培训的，给予教育直至组织处理”。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是党的性质、目标、旨、作风、纪律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反映，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表现。党性对一名而言，就是对、贯彻的自觉性，集中反映在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品质等最能体现所要求的品格和气质上。2013年习总在参加省委常委党的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随后出台的规章法规等对党性教育的目的、内容、成效分析等都作了制度性安排。
关于党性教育的目的，《条例》明确了干部要增强“六种意识”：党的意识、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规矩意识。对党性教育内容的是：“重点开展、党的旨、党规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党风廉政建设等教育培训”。2016年中央印发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也要求，必须“以、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习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
关于党性教育的成效分析，《纲要》要“对照、新时期保持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探索建立健全党性教育和分析的机制与办法，对原则、履行义务、发挥作用等情况进行分析，强化党性意识”，并通过“健全立足岗位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引导广大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队伍的性。
党的后，习总多次强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作为人生的必修课。新制定的一系列法规，对干部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对从政作出了具体，并提出要健全评价考核办法，完善建设惩措施。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要求：要“着力解决一些行为不端的问题，主要是违公德、职业、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享受、奢侈浪费等”。2015年中央印发《中国廉洁自律准则》，对干部从政内容作出具体，要求必须做到“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本色；廉洁用权，自觉人民根本利益”。对于违反从政的行为，《处分条例》“党组织和……违主义，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2014年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突出考察政治品质和品行，深入了解理想、行为操守等方面的情况”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参照指标。2015年中央发布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进一步要求，对“品行不端，社会公德、职业、家庭伦理，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职干部经组织提醒、教育或者函询、诫勉没有改正者，将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必须及时予以调整。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执政、、市场经济、外部等四大，存在着精神懈怠的、能力不足的、脱离群众的、消极的等四大，需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重大课题。习总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也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党的思想建设制命题的提出，既是党的重要理论创新，又科学回答了我们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的思想基础，也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的思想建设的与时俱进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总、国家、习23日前往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他强调，这个伟大，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80年前，中国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条雄浑壮丽的浩荡长征之上，英勇的工农红军用自己顽强的意志和不朽的精神，粉碎上百万军队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的历史和英雄，彰显了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主义理想、必胜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的英雄气概，了“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的时代内涵。
毫无疑问，长征是中国人首创的人类历史上的一首惊天地泣的英雄史诗，面对与两种力量的搏斗、面对党争的博弈、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谱就了一存的壮歌。正是因为有着对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不怕任何和不惜付出一切，实事求是的思想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顾全大局、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品德，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根本方法，长征已经成为中国人先进性之魂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体现，也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理想高于天，不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正是有了这样的长征精神，以及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广泛内涵，我们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也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深深地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坚定的理想必定产生伟大的动力，坚定的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的努力。“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确立了主义的，就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用之不竭力量源泉，这正是理想伟大精神的力量所在。长征永远在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途，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大力长征精神，增强的信心和勇气，用实际行动勾勒“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的时代内涵。
长征精神，历久弥新；长征之，没有终点。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了，可更长的“长征”还在等着我们的干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走，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伟大长征精神，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总、国家、习23日前往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他强调，80年前，中国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下午3时10分，习等领导同志来到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展览以时间为顺序，以重要战役战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体，精心遴选了“七根火柴”“金色鱼钩”“半截”等经典长征故事，精心设计了“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等大型主题景观，通过275张照片、252件文物和大量视频、图表、油画、雕塑等，展现了中国领导红军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粉碎上百万军队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的历史和英雄，彰显了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主义理想、必胜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的英雄气概，了“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的时代内涵。
展现红军长征概况的视频资料，红七军团发布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宣言，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油画《血战湘江》，再现遵义会议场景的主题景观，反映红军以少胜多典范的四渡赤水战役要图，讲述红军战士至死不忘对党忠诚的雕塑《最后一次党费》，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手稿……丰富的文献图片、珍贵的历史文物、逼真的主题景观，吸引了习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工作人员，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9月21日至24日，应总理贾斯汀·特鲁多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展开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总理13年来首次访问，同时也与是特鲁多总理在同月之内实现互访。一月双访，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实属少见，凸显出中加关系正在加速驶入友好合作、强劲稳定的“快车道”。李克强总理此访必将中加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中加关系发展有着深厚传统的友谊。白求恩大夫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救死扶伤的故事家喻户晓。率先冲破向中国出口小麦，又成为阵营与中国建交较早的大国之一，开创了中加关系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现任总理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总理时不愿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和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对的控制，冲破美国推动中加建交而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加两国不仅在政治关系上有传统友谊，两国人文交流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国家。其枫叶、北极风光吸引众多中国游客，的冰酒、龙虾等产品也畅销中国。现有华人约154万人，民相交对于中加两国相亲具有重要纽带作用。
双方政治交往开局良好。李克强总理在特鲁多当选总理后即致贺电并通电线月，习与特鲁多总理会见，为中加双边关系规划了新蓝图。特鲁多总理还应邀出席中国举办的建交45周年招待会。G20杭州峰会前，特鲁多总理还带家人对华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峰会，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9月初特鲁多的首次访华，两国就达成多项具体的，包括确立的两国总理年度对话机制、高级别和对话，以及部长年度会晤等机制，双方政治互信正在不断加深。而特鲁多总理表达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意愿的做法，也被认为是加“外交”的最新体现。此次访问为中加关系进行了重新定调。
双方务实合作稳中向好。目前，中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及第二大出口市场。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达557亿美元，是建交之初的370多倍。在投资方面，加累计对华投资98亿美元，中国对加投资达580亿美元。除了经贸投资外，中加两国在科技、环保、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巨大，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去年中加双方人员往来近130万人次，两国双向留学人员超过15万。双方还宣布将2018年定为中加旅游年，加将在中国增设7个签证申请中心。在战略对接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创新、协调、绿色、、共享五大发展也与新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绿色经济等高度契合，双方战略对接良好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
当前，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仍然复苏乏力，经济发展也深受其危害。全球主义抬头与美国孤立主义泛起，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的“稳定之源”和“动力之源”中国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共赢的关系符合的根本利益。中加两国既无历史瓜葛，又无现实利益冲突，在科技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能够优势互补，在联合国、G20、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合作意愿。此次访问，两国总理会谈的内容还将涵盖经贸、人文、教育、旅游等多方面合作，双方将以落实两国领导人互访为契机，扩大双边经贸合作规模，开发互利合作领域，加强国际治理协调，在更多方面推动中加关系向更多、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中加关系也必定逐发展大势，顺时代潮流“扬帆远航”！
在习同志关于文化发展繁荣的系列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主题。习同志的讲话在国内外引人注目、广受好评，产生了巨大反响，为我们在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
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与中华文化传承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中华文化既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品格；中华文化既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又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内在关系，指明了中华文化的根本性质。
在肯定中华文化的历史功能方面，讲话既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历程的角度指出，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支撑；又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等方面，肯定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作用。讲话指出，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无数，但我们都挺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这不仅指出了中华文化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克服提供了精神支撑，而且意味着中华文化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内在动力和民族精神。讲话还指出，包括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中国统一的面，对形成、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民族、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从文明延续、社会平衡、政治统一、民族和合、外侮等方面全面肯定了中华文化所发挥的积极历史作用。
讲话不仅从历史的高度全面论述了中华文化的性质和意义，而且从政治、文化、、世界格局等多方面了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这彰显了以习同志为总的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识，值得认真学习领会。
强调中华文化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意义，这是讲话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讲话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本，抛弃传统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根源、文化命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基础和源泉。
讲话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时俱进的。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起来。我们培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讲话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精髓，大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重民本、守诚信、崇、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讲话对孝悌忠信、礼义、天人合一、为政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的当代价值作了明确肯定，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创新性发展。讲话反复强调要“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价值，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根本指导意义。
与价值观问题相联系，讲话特别重视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讲话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中很多思想和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要继承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尊、守的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主体。讲话还指出，重视基本生活规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传统。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养和形成的传统美德规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中华传统美德系统完备、精深，我们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之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资源。
可以说，中华传统美德和建设是讲话关注的重点，其中的关键是要解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关系。培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有两个领域：制度建设和建设。在建设上，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体现其规范的功能，就必须以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实践为基础。核心价值观与传统美德必须“两手抓”，一方面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另一方面注重对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只有这样，“讲、尊、守”才能落到实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论述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中华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华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等观点。讲话对此作了新的发展，强调中华文化不仅是精神家园的支撑、先进文化的基础，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深厚历史渊源，要植根在中华文化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实践，以中华民族为实践主体，必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中国的历史文化，依赖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今天我们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必须把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的优秀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起来，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国梦不是简单地追求强国富民，而是包括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在内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因此，中国梦的实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价值理想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道的历史展开，中国道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讲话理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讲话十分重视继承和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起来，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讲话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善于把优秀传统文化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传去。
继承要基于辩证的分析。讲话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下来的规范，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从理政的整体需要出发对文化建设方针的新思考。
讲话关于文化建设方针的重要论述体现了“综合创新”的鲜明特点。“综合”就是把我们党在过去提出的许多文化主张综合起来，“创新”就是提出新论断、新方针。讲话反复指出，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创新性发展。讲话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提法既有综合，又有创新。
讲话还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照用。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努力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这些提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讲话综合了我们党历史上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方针，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学术界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并加以发展创新，提出了“两有”“两相”“两创”的方针。“两有”即对古代的文化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两相”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即对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创新性发展。其中，“两有”是讲继承的区别原则，“两相”是讲继承的实践要求，“两创”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按照讲话的精神，继承是基础，创新是重点；结合时代条件赋予新的涵义就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的生面就是创新。讲话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面对当前理政的复杂实践需求，我们应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积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建立合理关系的地方。创造性，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根据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力。讲话在这些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体现了对党的文化建设方针的新发展。
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地感受到世界与我们生活的紧密关联——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日趋加剧，世界政治格局中主体国家的主权观念空前强化。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我们更新思维观念，尤其是要在基于对人类命运深刻思考的前提下，形成一种健康的未来发展意识，而这不论对中国还是世界而言都尤为紧迫。在刚刚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借这一擘画全球治理蓝图的契机，习提出：“我们应该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以来，习在多种场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时首次向世界传递了对人类文明未来的中国判断：“这个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他更是明确向世界呼吁：“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针对不同场合、着重不同阐述角度的这些讲话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论述体系，一方面表现了当代的世界情怀，同时也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互鉴，人类才有的未来。
人类的文明发展是有目的性关切的。对人类发展现实与未来的美好，是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表达。从世界的视角看，随着人类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世界整体发展意识也越来越清晰自觉。学术界通常以1492年哥伦布开辟新航作为经济全球化开始的标志，因为此前的人类文明发展基本上是在离散时空下进行的，各大文明之间并无普遍交往。随着新的发现，世界各民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人种、乃至文化的广泛交流，极大改变了世界的发展图景。基于对资本全球扩张的历史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这就是说，资本的全球扩张，客观上将世界各个民族都拖入到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之中。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与经济全球化所的“世界历史”相伴随的将是一种“世界的文学”。而这种“世界的文学”指称的就是因人类现代性历史实践所带来的世界历史多元一体的文化景观。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图景，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共同体”或“联合体”等相关概念做了表达，意指一种扬弃了阶级对立的主义社会理想。
当前，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不同文明形态间的交往日益紧密的新的发展阶段。习对未来人类文明将“命运共同体”的判断，既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明交往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同时又是着眼于未来人类和平与发展所做出的时代新诠释。众所周知，现时代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特别是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人口爆炸、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全世界的通力合作。
面对这一时代情势，我们急切和培育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共同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特征的清晰认识和把握。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自以来不变的价值，尤其是以来，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多角度的阐释，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判断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的感言，从“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号召，到“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从“共筑亚太梦想”的呼吁到“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方案的提出……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的核心价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努力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总之，面对日益增加的全球性挑战，世界的相互合作变得至关重要，亟须奏响和谐共生的时代乐章。
理论是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给出的中国答案，是对人类文明未来的中国判断。那么，这一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中国表达具有怎样的时代内涵呢？第一，树立极限意识，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全球共建。20世纪70年代初，由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杜博斯主编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问世，书名如之钟，在旁征博引、丝丝入扣的论证中表达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生活界不同角落的不同人群，共同拥有唯一的地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极限意识”。的确，不同的人群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可以有之别，可以占有不同份额的资源，但作为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人类有一点是平等的，即我们只有同一个地球。人类要，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能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处的自然。告别盲目的发展状态，共同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未来人类的实践行为必须自觉关注现代生态文明的重建，展示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意蕴。
第二，注意守护文化多样性，在文化的一元与多元之间找到平衡和张力。文化多样性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历史节奏凸显于我们的时代生活的。文化多样性本是世界的“原生态”，但经济全球化却加剧了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紧张，使得人类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现代性的一元逻辑日益成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发展要素，高效率、标准化、整齐划一取代了文化的个性化追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被消弭。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常常是处于强势文化一方对弱势文化采取了“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并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于对方。今天，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必须文化多样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既是对文化个性与特殊性的表达，也是人类共同文化品质的展示，正所谓“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只有尊重文化多样性，尊重文化的性、异质性和完整性，我们才能深切感受到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
第三，合作共赢原则，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教、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的分歧和对立，冷战思维还不时于国际关系之中。但只有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和各种的藩篱，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让共同利益压倒分歧对立，做出和平共处、有序竞争以及合作共赢的明智选择，世界才可能有的未来。从这一价值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啻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也是人类新文明和世界新秩序的生成过程。要实现这一历史，绝非一日之功，更难凭一国之力，需要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正像习所强调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只有始终如一地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局面才可能真正形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及未来时代发展的中国判断，展现了应对当前挑战、加强全球治理、开创人类美好明天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大变局的发展时代，从容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没有理由不向世界贡献出建构未来的中国经验。首先，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华民族素有勇于担当的“天下”情怀，而且历经沧桑始终不变。从“协和万邦”“贵和持中”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再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天下”情怀已然成为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且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尤其是作为代表的孔子所的“和而不同”“以直报怨”的中道智慧，其精义就在于克服两极对立思维，立足包容接纳的心态，才能达到天与人和谐、人与人、人与物均调。这一对于我们今天缓解文明间的冲突与紧张，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其次，从当代中国的发展情势分析，随着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界未来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外交，建构更加、和有效的世界秩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贡献出富有示范性的当代中国经验，这应是我们所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从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到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此次G20杭州峰会再次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更加积极有为地世界和平，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正确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
由世界大国世界强国，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还意味着责任的增强。中国所和奉行的和平发展道，是一条不同文明之间包容与交流互鉴、促进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推动全世界共享和平与共同发展的道。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人民共同的福祉。G20杭州峰会所传递的文化关切、所表达的中国价值，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
8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伟大。红军将士在漫漫征程中，不仅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铸就了彪炳千秋的长征精神。习强调指出，“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人风范的生动反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波澜壮阔的长征历史，我们必须不忘初心，坚守红军长征的情怀，让长征中形成的红色基因血脉赓续、代代相传，让人民军队在强军兴军的新长征上永葆本色、奋勇前行。红军将士至死不渝的理想，为我们进行新长征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是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两万五千里长征，每一步都熔铸着理想，检验着精神之钙。4支长征队伍，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天上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平均每天一次战，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名红军战士倒下。“理想高于天”，是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共同的，即使是在最的时候，他们都始终“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正是这种崇高的理想和对党的无比忠诚，把这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锻铸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之师。
崇高的理想是长征精神的灵魂。80年前，红军将士用的坚守谱写了时代壮歌，铸造了民族的血脉精神，让后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理想的气息”“的味道”。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我们正前进在强军的新长征上，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和力量。作为红军传人，我们长征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不忘“理想高于天”的初心，像当年红军将士那样高擎精神火炬前、高扬理想风帆引领方向，让之光强军之、真理之光引领兴军征程；像当年红军党一样，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始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怀抱主义远大理想，始终保持不可撼动的政治定力，确保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做到对党忠诚、向党看齐、听党指挥。
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口号鼓舞下，以惊人毅力战胜，用顽强作风征服人类极限，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先后渡过数十条江河，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17勇士强渡大渡河，22勇士飞夺泸定桥，更是以无所的意志谱写了不朽的壮歌。凭着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红军将士面对失利不悲观，愈挫愈奋；面对强敌不气馁，愈战愈勇；面对艰险不，愈斗愈坚，把濒临的中国引向了胜利的坦途。
雄关漫道，创业维艰。今天，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前进道上还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大渡河”“腊子口”需要征服。当前，形势严峻复杂，深化国防和军队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们要战胜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就不能丢掉红军长征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英雄气概，自觉铸就敢于亮剑的血性担当，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闻战则喜、逢敌亮剑的虎气，担起姓军为战、练兵打仗的责任；勇于的钢铁意志，牢记职能，昂扬精神状态，战胜前进道上遇到的各种困难，解决部队建设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把强军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围追堵截，雪山草地，草根果腹，充饥，缺医少药……红军将士是在极其艰苦的下，完成伟大的。在红军身上，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从来没有丢过。红军长征所到之处都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把翻身解放的希望带给穷苦大众，用人民军队的崭新形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戴。红二、六军团经过四川乡城时，留下了“枪不响，鸡不鸣，狗不叫，麻雀也安宁”的美谈，广大群众纷纷为红军带、当翻译、送粮食、救伤员……
习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时感慨地说：“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今天，我们坚守长征的情怀，必须磨砺“艰苦奋斗攻”的勇气，用艰苦奋斗这个传家法宝，不懈地纠“四风”改作风，正本清源、回归传统，让艰苦奋斗成为我军一以贯之、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必须续写“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新篇，始终牢记旨为人民、服务人民不离根，把为民、扶贫帮困作为政治任务、行动、反哺工程，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新篇章；必须传承“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基因，面对调整、进退走留的，像红军将士那样本色永不变、听令守规不含糊，执令如山、守纪如铁，做到无论怎么改、改到谁，都不讲条件、不打折扣、绝对服从，切实将各项要求贯彻到底、将各项决策执行到底、将各项任务落实到底，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关于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鲜明提出，政治机关干部应“会调查研究、会业务指导、会文字表达、会组织协调、会网络运用、会参谋指挥”，基层政治干部应“会备课授课、会党务工作、会思想引导、会心理疏导、会操装组训、会指挥打仗”。这些要求抓住了政治干部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必须以“六会”为抓手，加强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党委领导要善“引”，把双“六会”建设摆上重要。深入推进双“六会”建设，关键是要树立鲜明导向，引导各级政治干部抓“六会”、钻“六会”、练“六会”。要树立大抓双“六会”的工作导向。落实《意见》明确的“重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要求，党委经常议，把双“六会”建设纳入年度工作筹划，加强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协调；纳委议教议训，及时分析建设形势、研究解决现实问题。树立突出双“六会”的用人导向。只有把重“六会”的干部用起来，抓“六会”才能热起来。对各类政治干部，要定期进行考核，“六会”能力长期得不到提升的要采取硬措施。树立聚焦双“六会”的政策导向。积极构治上关心、工作上关爱、生活上关照的政策激励机制。搞好平台搭建，稳妥推进互联网进军营，建好用好“之家”，配套完善军官训练中心、队政治干部教育训练设施，积极协调司后装干部为政治干部参训组训提供指导和保障。
政治机关要勤“抓”，把双“六会”培养纳入主体责任。抓好政治干部双“六会”能力培养对于政治机关既是本职、也是本分。注重抓实学习培训。把学习培训作为能力培养的主渠道。落实学习制度，教育者先受教育、讲理论先学理论，政治机关干部带头参加集中学习、带头参加政治教育、带头参加研讨交流，既提高理论的度、确保对党的忠诚度，又提高法规的熟悉度、确保工作的熟练度；加强送学培养，切实把年轻优秀、有发展潜力的干部送出去深造；搞好自主轮训，逐级展开机关“三分之一”轮训、师团职干部理论集训、新任基层政治干部和政治机关干部培训等。注重抓好岗位锻炼。把本职岗位作为增长才干的主阵地。政治机关干部要围绕“学理论、钻业务、强本领”要求，定期开展业务研讨交流等活动，基层政治干部要本着“讲好真理、讲正道理、讲出真情”的要求，定期进行集体备课、示范讲课等，提高开展教育、解决难题、完成任务能力；以比兴训、以评促建。广泛开展“比学习态度、比钻研深度、比掌握程度、比热情强度”活动，组织政治工作网络比武、爱军精武“六会”比武，定期组织政治机关“优质工作、优质服务、优质”评比和优秀“四会”政治教员、优秀政治课、优秀调研文章、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六会”标兵评选活动，评出动力、评出干劲。
政治干部要苦“学”，把双“六会”能力作为看家本领。提高“六会”能力，既靠上级抓、更靠自己学。要有“板凳宁坐十年冷”的毅力。学习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辛劳的过程，要使自己获得真才实学，必须坐得下来、静得下来、学得进去、悟得透彻。要始终保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常读常新的态度、百读不厌的劲头，无论驻防如何偏远，学习精力不分散；无论工作如何繁重，学习任务不欠账，以学习训练的“辛苦指数”换取能力素质的“成长指数”。要有有暇即学的勤奋劲，聚焦政治工作时代主题、联系本职业务工作难题、紧盯部队建设现实问题，认真思考，深入钻研，推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要勤于实践，大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问题导向学，在学以致用上下更大功夫。
至今年9月25日，中央深改组成立刚好1001个日日夜夜，笔者不禁想起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的《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中央深改组这一千零一夜所上演的全面深化故事，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东方奇迹。迎难而上让深改组的故事扣弦。
深改组是中国推进全面深化的大本营和策源地，负责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历经38年，上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深改组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冲破既得利益集团在上设置的重重阻力、突破现有体制机制不足的“瓶颈”。深改组做出的《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文件，充分体现了深改组不回避问题、棘手问题，敢于向隐藏于内部的不当利益开刀的魄力。
让深改组的故事深入。对重大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深改组建立了社会评估机制。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深改组总能从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谋划方案、制定举措、推进落实。群活情况怎么样？群众是什么？能给群众带来哪些获得感？总是深改组最关心的问题。1000天来，深改组先后对行政审批制度、工商注册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废止制度、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等全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面抱有急切的一系列问题，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文件，有的还做出了法律决定。这些措施涉及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社会影响。深改组在涉及农民利益和城乡关系等问题上动真刀、亮真枪。推进人的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是涉及亿万农业人口转移的重大举措。深改组推出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自愿、合理引导农业人口转移落户城镇的户籍制度方案。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功能互补，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深改组陆续推出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试点方案》等举措，为农民在城镇化进程获得更大的土地转让收益扫清了障碍。
创新发展让深改组的故事引人入胜。深改组还是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新政枢纽。党的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创新转型的经济新常态，高科技创新引领的新经济呼之欲出。为了有效推动创新，深改组先后推出了《关于中国（上海）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的方案》、《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的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和新兴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试验的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这些新政都是我国创新发展的新举措，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1000天、32个月、27次会议、162份文件，深改组平均每37天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平均审议或推出6份文件。方案出台前狠抓调查研究，方案出台后狠抓贯彻落实。深改组还十分注重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深改组一千零一夜，用切合实际的举措，续写中国的连续剧，用不断的红利，让中国经济平稳度过了转型调整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了强劲动力。
（作者系《经济》首席经济学家，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新生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干部学习网财经顾问）
习总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和激励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八个字具有深刻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党的旨来看：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从理论的完善性来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党的最终目的来讲：任重道远，止于至善。一、道不远人、远人非道
习总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信条。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作为自己的旨。所以同志说：“我们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
古人云：“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中国95年的历史，是中国全心全意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人民群众一定会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反之，我们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就会失去执政地位，就会。作为中国人，无论是过去的和建设时期，还是现在的决战决胜全面小康时期，乃至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信条永远都不能忘记。
习讲话中提出要“继续前进”，就是要求中国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古人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我们不断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不是的，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发展的学说。
中国95年的历史，是党的理论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历史。无论是在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党在理论创新道上每取得一次重大突破，都对中国的和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与以往大不相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新情况，仅仅依靠过去的理论与办法是无法应对新问题、新情况的。因此，我们必须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推进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以来，我们国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但由于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要摆脱这种不发达的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而要实现主义这个最终目标，需要的时间会更长。可见中国所肩负的历史何其艰巨，所面临的困难何其艰辛。
古人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怕困难、敢于担当、迎难而上是人的特质。中国95年的历史，就是我们党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奋斗的历史、不断接近奋斗目标的历史。在过去的95年里，在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前，我们党总能住历史，渡过一个又一个，取得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今天，面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对实现主义的最终目标，当代中国人应该牢记习总的，坚守马克思主义，坚定主义理想，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胜利更大的胜利！
2015年3月，中国国家习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主旨，发出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呼吁“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等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让地区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在2015年秋季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习重申这一，并“成立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平台，为国家提供必要的政策和专家支持，以捍卫、、促成文明对话”。习的重要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和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致电习，提出愿与中方合作举办这一活动，并于2016年3月派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助理总干事访华，提出于今年启动以青年为主题的对话活动，作为举办亚洲文明对线日在成都举行的亚洲青年文明对线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筹备性会议，也是对习上述重要的具体落实。论坛围绕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明间理解互信、促进社会融入与和谐等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并形成亚洲青年关于文明对话的思考和，最终将相关议题提交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届青年论坛。
冷战结束后，亨廷顿对世界历史的有个著名的预言，那就是“文明冲突论”，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翻篇了，美苏两极格局也收官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将闪亮登场。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指文明之间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原则性冲突吗？如果事实如此，那在文明之间进行交流、对话的意义终究有限。要是不同文明之间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关系，是零和甚至负和博弈，那么，肉搏相见、刀兵相见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这种论调显然不是亨廷顿的本意。其实，他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委婉世故的说法，真正的文明之间是不可能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冲突，不共戴天、不可调和的冲突只可能存在文明与之间。当然，文明之间非根本性、非原则性的冲突仍然可能存在，甚至是必然存在。浸润于不同文明的个体与共同体，观点会不尽相同，立场会有差异，利益也会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不能完全避免的。这种意义上的“文明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走到你死我活的这一步。
习亚洲文明对话的意义至少有两点。其一，通过坐在一起面对面沟通、交流，不同文明之间的个体与共同体，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发展友谊、促进合作，化解文明之间非根本性、非原则性的冲突与潜在冲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凝聚文明的力量与共识，形成文明的合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有大爱、有大智慧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实然的存在，就在那儿，不需要努力奋斗与争取。恰恰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定的建构性，不同文明的个体与共同体，悉心它、它，它才会存在，它的存在才会越来越真实，人类才会结成真正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文明对话，就是让不同文明的个体与共同体坐在一起，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其二，不同文明之间的个体与共同体要结类命运共同体，那是因为只有团结起来，凝成一股合力，才能抵御与，文明。冷战结束后，人们的“永久和平”并没有到来，沿着“文明的断层线”的各种冲突此起彼伏，这才是和平与文明的大患，绝不能等闲视之。
如果我们人类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就必须现在创造条件，让不同文明之间的个体与共同体经常坐在一起，只有文明之间的经常性对话，才能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变实的存在。可见，未来是可塑的，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努力与奋斗。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担当的角色与是决定性、枢纽性的。同志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通达，世界便不会沉沦于；青年努力进取，世界便不会迷失于懈怠；青年洁身自好，世界便不再是的酱缸；青年之间友谊共识日增，世界便会远离冲突纷争。由此可见，亚洲文明大会的意义，特别是亚洲青年之间的对话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
1956年9月15日，党的八大召开。在开幕词中开明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目标，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是党实现目标的条件和途径。“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思想源自党的历史经验，是党的使然，有着丰富的内涵，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是党制胜的法宝。正如在开幕词中所说：我们胜利的获得，国内“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国际上，“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在新主义时期，党不仅“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而且，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冤家”（《文集》第7卷，第135页），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把他们争取到人民的队伍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很快完成，同样得益于城市资产阶级服从社会主义与农民、手工业者有效组织起来。继往开来，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是党的使然。“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关键，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基石，也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在社会主义的中，及时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文集》第7卷，第2页）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不仅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还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4月25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是可以争取的力量。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文集》第7卷，第23～24页）4月29日，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社会的、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这一思。在他主持下起草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页）。“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成为全党的共识。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党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关于经济建设，八大提出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冒险，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为了建立起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市场作为补充；正确处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强调个人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前提下，注意适当改善人民生活，不要损害群众的积极性。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大力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为繁荣科学和艺术，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为团结最广大的人民，必须加强人民。八大决议首先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家的生活，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做斗争；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给地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其次是巩固人民统一战线，既实现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民的，又尊重占少数地位的人民的。继续团结、教育、知识；对民族资产阶级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同时，要向资本家学技术、学管理。关于党派，提出了“，党派也”（《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63页）口号。决议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八大邀请了国内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显示了党的诚意。而在9月17日的大会上，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向大会一件象牙雕刻的红军英雄胜利渡过大渡河时的礼品，寓意各党派在中国领导下“同舟共济”。再次是加强各民族团结，克服大汉族主义，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保障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侨，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量。最后还要加强法制建设，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充分地受到。
在国际上，同样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首先“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其次是同赞成“五项原则”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反对殖义。即便对于当时我国的美国，我们仍然努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同美国的争端，“把敌人缩小到最少”。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很艰苦，党的经验也很不够，因此，要求必须善于向外国学习。“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这个真理。”（《文集》第7卷，第117页）
领导我们和建设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因此团结全党最为关键。因为“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提出这次大会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他要求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用加强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克服主观主义、派主义，同时团结那些跟自己意见分歧的人，帮助那些有缺点的人，犯误的人。组织领导上，认为“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好”（《文集》第7卷，第102页），并在中央设四位副和总，建“防风林”。向中央举贤，推荐“比较有才干、会办事、的”任总。要求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必须发扬党的群众线的传统，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的原则。为扩大，八大决议要求在善于向广大的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这些都反映了党的与气氛，有利于团结全党凝聚开拓前进的力量，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意气风发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