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在历史年会（2017·春）“”主题会议上的发言，标题为本号编者所拟。原文《论的政治德性——兼论其可能的风险》将刊发于《历史》第十三卷。
感谢组委会给我们一个聚首并可以讨论的机会。这篇小文出于两个考虑，第一是主题为了来，第二是鉴于目前的。比方说 “四个意识”当中的核心意识，常重要的口号，它在掀起一场运动式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投资。和所谓的核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联？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使用了政治德性这样一个词，如果真的变成成为了一个核心，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这个词含义丰富，有很多的考证，但当它溢出它本身具像所指的时候，尤其是指到最高领导者的时候，性质就变了。他不同于英雄、君主、僭主、者这些概念，具备了公共性、创新性、性和性这样的特征。看陈诚在抗战时期写的《言行体系讲授大纲》的初稿，对蒋介石的这种推崇，当时是“四个代表”，原因非常重要，最后是无抗战必不成。场景化在那样一个竞争的、的、民族危亡的年代，一直从毛、蒋到邓，延续了这样一个情景化的政治需求。这篇小论文主要是试图说明应该是什么，和应该干什么。[单纯讲应然，可能过于宽泛。我这里讲的这些应然是有所限定的。它们同后面的那些“风险”有个呼应关系。我之所以抓取了这些“德性”，是因为它们既可能属于的一般概念，也有对历史现实的关照。所以后面那些风险，严格地说，是对我们的历史和境遇的诊断。]我大概总结了三个方面，也就是从第二部分开始，这一部分的主题是应该获得承认，进而自主，一个是不能靠，不能靠小弟摇旗呐喊完成的，它必须有相应的一些硬指标，一个最主要的起点就是你必须得获得承认或者是认同，至于什么叫承认，也有一点介绍，各位看一下。
但这个认同，我感觉它并不是为了仅仅对本身的一种认同，不是单向的，认同，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是一种互动、双向的认同。当我们认同的时候，那么对人民，对也是一个认同。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认同是为了启动我们感，一种上的动机，我们为什么会认同它。这个动机是为了一种它的可能性而准备的，我们认同一个，是为了等到我们不认同他，我们觉得不开心，或者说难以为继的时候，我们保有、退出乃至的选择的可能。这和康德以来人自己的，可以和其他人和谐相处、不合作、不在场的启蒙以来的哲学传统并没有太大的矛盾。第二部分要讲的是获得承认的问题。
第三，我想是一个必须要掌控，进而要维持一种政治。这个东西，一开始在希腊城邦年代跟今天的意义可能不一样，既是游戏规则也是关于游戏最后落实的强制力，它不可能属于谁。也就是说本身常物化的东西，说本身，这个好象不全面，应该说的握有者往往易于。小文中我用了几个小类比，说明这样一个看法，一定要被区分出来，一定要找到它的代表者，如果不能完成的区分和的代表，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在政治领域中的真空的出现，进而虚化，人人要杀入这样的一个真空地带，趁机，谋取。像法国大期间那样的一些做法，把人民提高到一个绝对高度，凡是反对人民的都被视为论的情况下，产生了像罗伯斯比尔这样的一个“票友”。他的杀伐决断也使自己身首异处，并没有解决掌控的问题，一个没有的不是一个合格的，他最后的身败名裂，我想和法国大期间营造的一种霍布斯式的场景有关。都在那个场景下，人人自危，变成所谓高贵之野人，妇女们打着毛衣看砍头还别人，殊不知这样的事情明天回落在自家头上，这样的场景使人从一己之去思考代表，使无从区分和代表，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违反政治的一个现象。因此，掌控是为了要维持一种政治。
第四部分，谈的是一个权威问题，要树立权威，进而要维治的边际。权威这个有大段的内容引自阿伦特的《论权威》，很长，当年也发在《历史》上。如果获得了某种承认并掌控了之后，他应该拿到权威的地位，这很接近于权威的本意，他绝不能通过劝服和的征服，既不能谈也不能打，他的出现完全是维持政治的政治性、公开性和反生。我们关于的理解，尤其是的消极和积极之分之后，基本上成为一种通识，但泰勒的我引用了一下，很多并不是你是自己的裁断者，需要一个意义非凡的他者在场，当我们通过此前的一个维系自主的，一个维持政治的，经过这两个检测之后，树立权威之后，他来确定你的边际在那里，进而避免我要和我能的混淆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第五部分讲的是我们树立追捧一个权威，可能造就的风险。梳理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针对中国的。第一是导致政治机会主义，现在如果说以现有的为，他们现在也在不断地做许诺，许了很多大愿，但这个愿景很多时候会通过他的政策的变化变成一种软承诺，可是这个需求，无论是政治市场还是经济市场，需求是一种硬需求，在软预算和硬需求之间会发生握有者去置换他的计划，最后只能是导致一种政治机会主义，会投机。
第二个风险，在于从1990年代中期，实行改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对于官僚从事创造、从事推进政治和经济的激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年的官僚是对剩余的分配有决定权的，使得他们更加关心生产，关心一些公共性的政治建设。但是随着转型，很多的利益不再由官僚来进行盈余的分配，这就使得当年的那个虽然低效但是依然存在的机制出现了一种相对的真空，的出现要弥补这个真空，要重拾信心要凝结共识，这种情况下也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最基层的贱民资本主义三国演义式的彼此龃龉，使得所谓的社会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个风险，意识形态投资非常大，前期的积累成本非常高，使得它对信息的传达和甄别变得非常地功利，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新重商主义的倾向，这个词是美国学者所创，指那些由主导的市场经济，非常看重国内市场和它的出口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这样一套经济学上的说法。还原到政治领域，就是更多的是由、权威、power所掌握的强力集团而掌握的发展，这样的新重商主义有非常大地功利性和崩盘的。
因为意识形态的投资太大，使得意识形态出现泛化和伦理化。也就是说当你不跟意识形态的投资者站在一个层面和角度说话的时候，会在上污名化。像公务员考核里面有德能考核，实际上什么叫德呢，我每年都写的领导，政治和的勾连是因为前期的投入非常大，不希望留下短板，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讲忠孝礼义。这样的风险就可能使得往僭主的方向发展，非常不成熟，很的论证，各位指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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