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如今有些年轻人只听说过“炒股热”“炒房热”“出国热”，等等，梦到钱包丢了但它确实存在过，它留下的积淀至今还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所折射的时代，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闲来无事，整理藏书。理出了一大堆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的书。其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出版物居多。边理边翻，把思绪带回了四十年前，勾起了许多记忆。突然发现，原来四十年前除了“萨特热”“尼采热”之外，还有一个“科学热”。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的提出，激动的“科学的春天”的来临。诗人徐迟充满的《哥德猜想》，让陈景润这位蜗居斗室、连自己生活都不善料理却矢志不移埋头破解世界级难题的数学家，成了国人的偶像。套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拥有无数的粉丝。由此带来的就是对科学知识的和对发现科学规律、发明各种新技术的科学家、发明家的，成为一代风尚。一度流行的“知识越多越”的被一扫而光。
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引发了国人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科普读物成了畅销书，我自己也被卷入其中。比如，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的许多作品，就在藏书之中。翻开其中一册《、地球、大气》一书的版权页，1979年第二次印刷的印数为329650。足见其发行量之大。想想，那时，大家收入不高，定价0.65元，大体相当于我这样的教书匠月收入的百分之一。月薪36块的青年人，也有不少投入到这场读书热之中。再翻下去，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有铅笔划的杠杠和记号，可见都是认真读过的。其实在那个低收入的年代，没有多少人会为装点门面去买书。书是用来读的，这是当时的常态。大量发行的科普读物，涉及面极广，除了地球，还有从元素到基本粒子，生命的起源和人体及思维。科学史包括各门学科的发展史和涉及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宏大叙事（ 如梅森的《自然科学史》、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教的关系》）都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丹皮尔这本45万字的厚书，1979年重印时总印数达30500册之多。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手头两本量子力学史话，第一次印刷的数量分别为10万和200410。
这一时期的科学读物中有关科学研究的方法、艺术书籍也有较大的读者群。我手头就存有《漫话科学假设》《科学与思考》《科学研究的艺术》等。其中影响面比较广的就是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1979年第一次印刷的时候，就达到152400册之多。打开这本封面被翻破的小，就可以发现，这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综合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经验和见解，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用风趣的语言，通过一个一个科学史上的故事，将科学研究中做出新发现所需要的思维技巧——艺术，娓娓道来。
对并非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读者来说，比这些思维技巧更具吸引力的是，此书对科学研究人员、科学家的品格的描述。在作者的笔下，最基本的品格是两条——“对科学的热爱和难以满足的好奇心”。所以，尽管科学家很少因自己的劳动获得大笔，但是新发现带来的激动是科学家最大的报酬，人生最大的乐趣。
作者引用巴斯德和贝尔纳的话说：“作出新发现时感到的快乐，肯定是人类心灵所能感受的最鲜明而真实的快乐”。对科学的热爱，带来了极其可贵的德性——完全的诚实。“从长远来说，一个诚实的科学家是不会吃亏的，他不仅没有，而且充分报道不符合自己的观点的事实。上的疏忽在科学领域中受到的惩罚要比在商业界严厉得多”。
这种诚实，还带来了科学家心灵深处的谦恭，深知比起广阔的未知世界，他们的成就只是沧海一粟。牛顿暮年的话——“我不知道怎样看我，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只是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男孩，一会儿找到一颗特别光滑的卵石，一会儿发现一只异常美丽的贝壳，就这样使自己娱乐消遣；而与此同时，真理的汪洋大海在我眼前未被认识、未被发现”。——就是最好的佐证。
贝弗里奇笔下的科学家的品格让经历了“假大空”的国人，耳目一新。心中不由得升起对科学家由衷的。科学家不仅因为他们的科学发现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而受到，而且因其品格的而受到敬仰。科学家的传记，他们对人生的，都成了更广大读者关注的热点。诸如《爱因斯坦谈人生》之类的书籍，也随之流行。
对科学家的和对科学的，带来了对于科学方法的热衷，科学方法的书籍和刊物蜂拥而起。社会科学界有些同仁开始尝试将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学说（如熵定律、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等）引进自己的研究领域。更具时代特色的是科学方法引起了广大的实际工作者的兴趣和关注。最具开拓性的是“科学决策”这一概念的提出。沪上的四位学者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写了很多文章阐发这一概念，成为场的热点。他们一度被戏称为“四条汉子”。
1982年他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决策科学化》一文，首先论述了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性。文章在对科学决策的内涵和类型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可供操作的“决策程序”，列出了发现问题、确定目标、价值准则、拟制方案、分析评估、方案优选、试验、普遍实施等八个步骤。文章还强调要实现科学决策，需要特别重视不同意见和讨论。指出不同意见会提出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可以取长补短，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者认为同志以下的论说，应该成为决策者的座右铭：“领导干部听话特别要注意听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容易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
“科学热”还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哲学界，最典型的就是科学哲学成为热门。当时有的用“自然”，有的用“科学哲学或科学技术哲学”来称呼这个分支学科。所关注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及其给哲学提出的新问题；另一个是国外的科学哲学在当代的新进展。
就前一方面而言，有一部分论者关注的是诸如“大爆炸”之类的新学说，对写在教科书中的哲学原理提出的挑战，而多数的论者更加关注的则并非原有学科中的新进展，而是反映科学的整体化趋势的“新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这才体现了科学思想的根本性变化。他们对于“新三论”的内容及其相应的技术应用领域（诸如系统工程、通讯工程、控制工程）引介，对其产生的背景的分析，使大家知道了“新三论”与电子计算机发明和推广息息相关。这些新科学的介绍让国开眼界，于是电子计算机、电脑、人工智能、机器思维等以前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新概念成为场上的热点，也成了追逐的新知。还有一些论者，就科学发展到当代该如何分类，科学与技术之间该如何把握，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是需要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加以分疏。基础科学着重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则着重于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拓展了人们的眼界，也为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落到实处做了铺垫。
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关注，也是那个年代的热点。刚刚打开禁区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在起步之初，就把现当代的科学哲学作为一个重点。在1979年召开的第一次现代外国哲学上，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和三个世界的学说，就受到了的关注，会后学界就出现了“波普热”。此后，以“科学方和科学动力学”为重点的科学哲学一度成为读书界的热点。邱仁先生编著的系统介绍科学方的历史和近二三十年来的演进的《科学方和科学动力学》一书，第一次印刷就达四万册之多。
深受青年人喜爱的还有赵鑫珊先生的散文，可视为科学热中开出的一朵奇葩。汇集他数十篇文章的两本书《哲学与当代世界》《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一直摆在我的书架上。富有诗人气质的作者，用充满的文字，极其丰富的哲学史、科学史、艺术史的知识，结合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将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娓娓道来，使人对科学的理解拓展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原来科学与哲学、艺术是紧密相连的。许多大科学家，不仅有丰厚的哲学素养，而且对天地人生有自己的哲学思考。许多科学家都热爱艺术，尤其是音乐。在音乐中找到家园，也从中激发出科学创造所必须的想象力。
最能反映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的一篇，专门讨论大学生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足以反映一代青年的宏大志愿和满满的自信。
与1956年短暂的“向科学进军”的热潮相比，此番“科学热”持续数年。但同任何的热潮一样毕竟为时不长。也许如今有些年轻人只听说过“炒股热”“炒房热”“出国热”，等等，但它确实存在过，它留下的积淀至今还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所折射的时代，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之所以值得怀念，因为这股科学热多多少少反映出恩格斯所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开始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6期第8版，未经允许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