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背图 详解当年的文具柜台相比其他柜台高出很多。顾客感到好奇，店员马上会说道：“您在购笔试写时不必弯腰，只需挺胸垂目！”
当年永安百货用进口玻璃定制的十个巨大橱窗，将商品与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商场第一次利用马橱窗来展示商品，吸引客流。侨商郭乐、郭泉兄弟，是当年风靡上海滩的这场商业奇迹的缔造者之一。
郭乐早年到做果园工人，1907年在创办永安公司。但上海，一直是他的梦想之地，在他眼中，“以上海位居世界四大都会之一，为我国对外贸易之总枢，在商贾竞争驰骋之所，余自不肯错过。”
戴鞍钢：南京上的四大公司，都是香山人办的。南京的发达和四大公司直接相关的。我们讲十里洋场，实际上十里洋场，中国人有很大的贡献，你不能因为十里洋场，就想象好像都是外国人成就了南京。四大公司的建筑，你今天去看看也是美轮美奂的，并不落伍的。
李天纲：我有一个观察，我是看，你到，到西雅图，到，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和上海同时期发展的这些现在的世界的大都市，大城市他们的百货公司也都是有1920年代、1930年代的百货公司大楼，这个就不及上海。侨商侨资的四大百货，而且沿着南京自东往西，一排开，再加上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名牌店，从杭州搬来的，张小泉的剪刀，从苏州进来的采芝斋，各种各样的，中国的有实力的商人也都聚在南京。那这个时候上海真正的标志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城市。
然而所有的斑斓、所有的时尚、所有的摩登，都是你一眼能望到的。这座城市还有它更深厚的、更激越的思想、艺术、文化，通常，并不是你可以第一眼看见的。
上海仁济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4年，它是教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医院。上世纪三十年代，这幢楼重建，但窗户的彩色玻璃上，仍然能折射出历史的信息。
仁济医院1846年迁到现在的，那时还是只有一座平房的医馆。现在门诊楼的地方，是一座；而另一边，综合楼的，则是一个印刷厂。
画中戴眼镜、穿西装的绅士，就是麦都思。他身边的中国助手叫郎。他们的身后是一副对联——“国家天下皆兄弟，东西两姓统成群”。
鸦片战争后，可以在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出入和居留。1843年麦都思来到上海，那年他47岁。为了传教，这个曾经的印刷厂学徒工创办了一家书馆：墨海书馆，竟成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也是第一家出版机构。
这本出版于1874年的英国传教士传记中，出现有趣的一幕——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操控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一部滚筒印刷机，而印刷机的动力源，是一头耕牛。
林丽成：这就是中国近代出版印刷业的起步，当时就有诗人写了打油诗，最后一句是“不耕壑垄种书田”。
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瀛壖》 1875年
林丽成：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这个牛拉书田的设计、怎么图纸都是他做的。我们是从伦敦会的档案里面，从伟烈亚力的信里面把这个找到的。
很难想象，竟是一头耕牛的哞声，奏响了近代中国启蒙的序曲。“×”、“÷”、“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曲线”、“轴线”……这些今天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数学符号和术语，都是在墨海书馆牛拉印刷机的轰鸣声中来到中国。墨海书馆聚集了伟烈亚力、艾约瑟、、李善兰等近代中国东渐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麦都思向欧洲人深入地介绍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是他最早向欧洲人讲述中国人的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后来宣教士艾约瑟加入造纸术，四大发明说由此形成。同时，他也向中国人证明和中华帝国一样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来打破中国人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陈见。
与麦家圈相呼应，上海西南的徐家汇是另一个的重地。中国近代最早的图书馆、博物馆、院、出版社、天文台、气象台、地磁研究机构都缘起于此。
李天纲：徐家汇的土山湾地区当时是不自觉地引进了的文明，并不是为了要输入的科学文化艺术教育，但是当时是为了。整个徐家汇土山湾地区是为了建立一个的艺术中心，也培养的自身的人才，所以他们开始建立这样的机构。
这座博物馆原本是土山湾孤儿院。土山湾，位于徐家汇南端的肇嘉浜沿岸。清道光年间，因疏浚河道，堆泥成阜，积在湾处，由此得名。后来法国传教士在这里创设孤儿院，开办工艺场。
袁圆：土山湾，它当时是把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印刷技术给引进来。彩绘玻璃工厂是第一个把的彩绘玻璃这门技术引进到了中国，是被称为中国彩绘玻璃的第一出品处。
本是为孤儿设立的工场，竟成了中国近代许多新工艺、新技术的发源地。工艺场以画馆最为有名，走出了刘德斋、周湘、徐咏清、张充仁一批艺术大师，也深深影响了刘海粟、徐悲鸿等人，土山湾画馆更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1861年，墨海书馆的印刷机被字林洋行买走，用来刊印上海第一份中文《上海新报》，它实际是英文《字林西报》的中文版。《字林西报》1850年创刊，1951年休刊，存在了整整一百年，曾经是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英文。
李天纲：《字林西报》的前身是《北华捷报》，开始是本地的信息，但是不几年马上就全球信息，当然主要是伦敦，纽约的，那后来也有，西雅图，悉尼，这些都起来了以后，这些信息都汇到上海，上海成为一个英文的出版中心，英文的信息中心……有一阵子上海的《字林西报》是排位于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之后的第三大的英文。
与《字林西报》同一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则是由广学会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被称为“新知之总荟”，为当时的知识了解所必读，深刻影响了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光绪曾令人购回全套的《万国公报》。
在严复翻译《天演论》《法意》《原富》之前，这些学说都曾在《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出版物中有过介绍，其中包括马克思学说，当时被译为“安民新学”。
林丽成：最早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李提摩太是第一个，1899年《万国公报》上的第121期他就推荐，他说向大家介绍说他是个百工，所谓百工就是劳动人民的了。
犹如水中滴进了一滴墨，从墨海书馆开始，上海就是这样成为晚清输入中国的重地。撼动古老帝国的思想力量，从这里浸入内陆，启蒙的意义当超“的”。
有一个中国人目睹了牛拉印刷机的一幕。那就是中国近代东渐、文化启蒙的先行者。他出身苏州乡绅之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由于父亲在墨海书馆兼职，在1848年也进入墨海书馆，帮助传教士们润色译稿、翻译典籍。
李天纲：他就住在麦家圈，和麦都思生活在一起，然后边上还有艾约瑟，理雅各，这些都是著名的传教士呀。
与传教士们合译了《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等多部书籍，内容涉及声光化电等多方面，在五经之外，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年轻人不满足只，还向往出仕“兼济天下”。太平军兴起后，江苏巡抚徐有壬，还有封疆大吏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策对天下大事。
李天纲：中国在太平以后问题没解决，的文明，英美法来到上海到了传到中国，它所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长久的，而且也是清朝我们中国人必须要面对的。甚至说了这样的话：中国今天的问题是三千年来没有碰到的。不是简单地就可以解决的。当然也自己，只有我知道你们都还睡着，都没呢。
石沉大海，1862年，又化名向占据江南的太平军献策，然而投书事发，他被清廷缉拿，，“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一走就是22年。
东的差异促他思考。当国人对尚一知半解，他已站在著名的大学的上，剖析文化、对比儒学与教的异同，“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
将《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易》《论语》《孟子》等中国经典译介到；他还在创办了《循环日报》，以笔为号，鼓吹变法维新，“兼众善以集大成,亦自强之道也。”这是第一张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文，他由此被誉为“中国新闻之父”。
欧洲诸邦，土地不如中国，人民不如中国，然而能横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今我朝廷诚能与众民共政事，同忧乐，并治天下，开诚布公，相见以天，撤堂帘之高远，忘殿陛之，除无谓之忌讳。——《与方铭山观察》
1884年，56岁的回到了上海，一年后，出任格致书院山长。格致书院，就是今天的格致中学的前身。
格致，明清之际国人对科学的称谓。格致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专门“格致”之学的教育机构。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12年。
他说“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所以甄别人才者，一切专求于实用”。
格致书院招生，面向全国，“凡聪幼文人有志考求者，皆许来院习学”。在他的治下，格致将的有用与中国的亟需结合，培养人才，搞“实学教育”；藏书楼对社会，鼓励阅读。
这是上海开埠十多年后徐寿写给友人的信件，泛黄的信笺，古雅的竖排字体，谈的却是三角形与光线折射的科学问题。写信时，徐寿还在无锡为生计奔波。
戴鞍钢：重农抑商，在江南地区表现得不突出。还有一个，所谓的奇技淫巧，也就是说看不起那些手艺人，这个好像我们认为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其实在江南不是。江南文人，不是我们想象的所谓的传统，我们太习惯于好像中国是很守旧的、很闭塞的、很排外的。这个在江南地区是不适用的。
徐寿，无锡人。无锡为江南工商之城，多能工巧匠。受此影响，徐寿“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
戴鞍钢：徐寿父子到上海来，他实际上就很快地接受了的，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士大夫认为奇技淫巧不值一提的那些西洋的科技，他们很快就接受，而且很快就效仿。
李天纲：常州无锡有能工巧匠，但传统叫铜铁匠，非常精细的手工技艺。这个传统在江南地区是最深厚的，甚至在全世界也是比较完整的。
两次鸦片战争后，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兴起，1862年，因曾国藩赏识，“博学多通”的徐寿进入安庆军械所，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
李天纲：那这些人原来也是工匠，像徐寿、华蘅芳、徐建寅。他们其实当时算是工程师吧，中国可能是第一代的工程师。因为他们懂得数学，他们会做计算，也跟着传教士跟着外国的顾问来学。然后徐寿他们就到家乡去招工匠，招来的就是原来都是熟练工啊……这批工人后来叫钳工啊、车工啊、刨工，但是他们在老家就叫铜匠、铁匠……那这批人就成为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
1868年7月13日，徐寿主持制造的“惠吉号”下水，船载重600吨，装有8门炮，这是中国第一艘大型明轮机器兵船。此后，有9艘千吨舰船驶出江南制造局，镇守海疆。
就在惠吉号下水的这一年，徐寿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聘请华蘅芳、李善兰，以及苏格兰传教士傅兰雅等，翻译各类科学著作近百种。在近代中国东渐的启蒙中，这是和墨海书馆、广学会同等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译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后世赞叹。
徐寿和儿子徐建寅在这里工作了17年，专门翻译化学、蒸汽机方面的书籍。今天，中学生们都熟悉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最早就是徐寿和傅兰雅翻译的，51个汉字中有36个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他们这样解释造字的原则：“取罗马字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字，并加偏旁以别其类”。
徐大纬: 他呢放眼世界的，他觉得世界其他国家都有船，我们刚刚造一条船没什么稀奇的，他是这样想的。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自己授予我这个，赶紧把在家里面把它挂起来，从来没有，从来也不挂。
有亲题匾额，在旁人眼中荣耀无上，在曾祖父心里则百味杂陈。徐寿的态度是——“宁愿不挂，亦不示人”。
他出身寒微，却不愿被称为“匠”；毕生都在创造，但那是在向人家的文明学习，他耻于这样的“天下第一”。徐寿和他的同道的努力，都是为让彼时的国人，看清自己的。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在招商局门前的合影。他们只有十三四岁。这时上海开埠30年。他们由容闳带领，从上海出发赴美求学。留美幼童引发美国的关注，称他们是“中国教育使团”。
今天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有一尊容闳的铜像，纪念耶鲁历史上这位来自中国的学子，他也是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由此破产，国人追寻近现代化的努力遭受挫折，中国面临空前的危机。
1895年，康有为创办上海强学会。他写《上海强学会章程》——“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今考鉴万国强盛弱衰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
次年，梁启超到上海主笔《时务报》，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开创“时务文体”，今天一些习以为常的中文词汇，“”、“哲学”、“”、“”就是当年梁启超杰作。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进城。受尽的中国人，更迫切地追寻救国之道。
从1909年开始，中国派出庚款留学生，三批共183人，他们也是从上海登船，其中就有胡适。临行前，母亲写信告诉他，“汝当努力向上，以期将来回国为国家有用之材。”
事实上，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时，新式教育的实践就自发地、分散地开始了，到19世纪末上海至少已有47所新式学堂。其中有18所为华人先觉者开办。
施扣柱：它既有的也有民办的，也有中外合资的，也有办的，也有外国人、外籍人士办的，就是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办学，包括那个同业公会，同乡团体都在办学，办了很多很多的学校，基本上是全民办学。
位于老城厢文庙边上的梅溪小学诞生于1878年，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小学；建于1896年的南洋中学，为上海第一所新式中学。
施扣柱：教学语言都用英语，包括中学，有很多中学，包括好的普通中学，民立中学（1903年建）等等都是直接用英语教材，不差的那个程度，不比现在差。
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但上海的新式教育已有了近60年的实践。1906年清庭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定书目102种，书商出版的教科书就有85种。商务印书馆占了中国教科书出版业的半壁江山，主持者是张元济。
李天纲：1898年以后，中国的士大夫明确地意识到要改换，要把传统的旧学换成，而这个时候教科书是最主要的。所以，商务印书馆，抓了这一波的英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编的英汉字典一直风行。所以在英语的这个浪潮中，它是占了先机的。
张元济本是清末翰林，戊戌变法时他曾向光绪进言，兴办新式学堂，注重翻译，培养人才。但变法失败，他被“革职永不叙用”。
“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夏君，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夏瑞芳。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后全力投入的第一件事，就是编撰最科书。
李天纲：到了1905年废科举以后，尤其是到了辛亥以后，那大局已定，将来中国一定是现代化，一定是中术要交流，要交融。原来旧的知识体系肯定要放弃的。
张人凤：这一套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叫最科书，张元济先生那个时候是刚上任的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的编译所所长，他觉得应该“昌明教育，民智”。
曾寄望于变法图强的张元济，此时以商务印书馆为舞台，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昌明教育，民智”的事业。张元济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从1902年到1920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3522种，成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公司。辛亥前后，商务印书馆的印书量，已占全国的五分之二。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科学》月刊。这是留美学生任鸿隽、秉志、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等，在美国用省下来的饭钱创办的一份。
林丽成：他们兼蓄，特别就是对中国进一步的现代化，特别有自己的深切的愿望和有办法。所以他们又特别忘我。
创刊号卷首申明“以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科学》是比《新青年》更早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林丽成：它是中国最早的就是把文字从竖排，版是从竖排改成横排的第一本。而且它是最早的提出来科学救国的发出这个声音的。
后来他们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设农林、生物、化学、机械、电机、土木工程、采矿、物理、数学等9股，任鸿隽任社长。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社”虽是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但在很长时间里它成了中国科学事业最权威的领导机构，科学社多为中国现代科学奠基者。明复图书馆是中国第一座专业图书馆，
“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的小工，哪里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并驾齐驱，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胡明复
1926年，从商务印书馆跑出来的章锡琛另立门户，这使福州弄堂里又多了一家书局——书店。它比当初的商务印书馆或许更不起眼。但书店进步，凝聚了诸多同人，如叶圣陶、夏丏尊、周予同、丰子恺、郑振铎、赵景深、金仲华、郭绍虞，犹如群星璀璨，开创了严谨认真出好书的“风”。
李天纲：书局的这些教授们，他们都是新式学堂出来的，像周予同先生是北师大毕业的，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新的知识体系，所以他非常想把这些东西推广到社会上去。因此他们编的教材，他们出的专著，文化汇通融合已经是代表。
即使后来在抗战的上，在敌机的大轰炸中，留给时人的印象是，用土纸出的书籍都没有一个错字！后人评价的编辑，“质朴、笃实，孜孜不倦从事学问的研究，把所得的点点滴滴，都贡献给社会，替下一代青年开了先锋。”
福州，上海著名的文化街，书店林立，百年前这条叫四马，商务印书馆、书店、中华书局、《新青年》、《生活》、《良友》等百余家书馆沿街而立。据统计，当时“中国80%以上的著名书店，都集中在上海外滩著名的四马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
与福州交汇的山东中，当年叫望平街，则是中国报业的朝圣之地。当时《申报》、《新闻报》、《时务报》都云集于此，了大上海的风云变幻。而最初，这里就是“麦家圈”。
李天纲：华文报业，是英文的报业带动的。这个无论是书籍出版还是出版都是如此，英文的报业先有《北华捷报》《字林西报》。这个系统当中出来了一批人，办一份华文去吸引中文读者。先办《申报》，《申报》一份不够，还有《新闻报》。当年，申、新二报占了全中国报刊市场的80%。
1905年6月29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在上海《时报》的头版刊登声明，宣布建复旦公学。首任校长，马相伯。
马相伯，江苏丹阳人，12岁到上海。他在徐家汇土山湾，被培养成一名学贯，通晓天文、数学，精通拉丁、希腊、法、英、意大利等八国文字的神父。
1900年，他将3000亩田产全部捐献给开“大学堂”，“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但办学并不积极，创办大学堂的心愿成了一纸空文。但马相伯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学贯的人物，时常有人叩门授学求教，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都曾前来求教，执礼，其中还有蔡元培。
蔡元培是马相伯毁家兴学的那一年，被盛宣怀聘请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每天清晨五点，他步行到土山湾马相伯的寓所，如程门立雪，等马相伯醒来，做完晨祷，跟着老人学习拉丁文。
拉丁文对于文化，就如同古汉语同中国文化的关系。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特班”中挑选了24个学生送到马相伯门下，他们中有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后世仰慕的弘一李叔同，首任教务长、数学教育家胡敦复，元老邵力子等等。
1903年他在这座当年徐家汇天文台的旁边，建立了中国教育史上完全现代意义的新型大学——震旦学院。这一年马相伯64岁。
马相伯确信，办教育，培养人是医治、、落后和的良方。教育是立国立人之本，“不可一日或无者”。他相继创办了复旦大学、辅仁大学，他主张有教无类，“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又提出“教育自主，学术，思想”。后来蔡元培出长大学，提倡思想、兼容并包，成为传诵至今的“北大”。追根溯源，与马相伯的教育思想不无关系。
施扣柱：上海的高等教育最基本的是它的一个应用型的教育，但是这个城市教育它还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对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它没有丢掉。它还是眼光看得很远的，它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它要有世界眼光的，它也要有人文关怀的，学校里面对于中国文化没有丢掉，对于汇通没有丢掉。
施扣柱：中国学生是中学的基础比较深厚，而对是不知道的，可能他会从ABC开始学起，那怎么办呢，就是在斋里面一个学生你可以是一年级，在这个中学斋里面你可能是两年级或者三年级。
施扣柱：他说中国的学生非常地聪明，他们具有一种能力，我们教他们学的任何东西他们很快就会学会。但是他们可能记性，这些方面比较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而对于一些理解，对于创造性的东西相对来说不够关注，但是他说这个问题是产生在哪里呢？他觉得根源是在中国传统教育，方法不对。
1879年，上海就有了亚洲最早的交响乐团——公共乐队。1919年，聘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任指挥。乐队第一次向中国观众演出是1923年；乐队第一次演奏中国人的作品是1930年，是黄自的作品《怀旧》，梅百器指挥；而1938年中国人第一次从观众席走到演奏席，他们是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威麟。
黄自毕业于耶鲁大学音乐学院。1929年回国，即到国立音乐院担任教务主任和作曲理论教授。这位年轻的教授是在中国第一个系统引进音乐体系的人。
施扣柱：他的音乐造诣非常高的，那么所以他可以很多课都开，都开得出来，开了不算，他开课不算，他还就是自己有作曲。
黄自学生“中国的新音乐绝不是抄袭国外作品，它必须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的作者创作出来”。每次上课时对同学作业的错误，他总是用商量的口气指出：“你看，这样改是否好一点”。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丁善德、江定仙、刘雪庵等，都是他的学生。
戴鹏海：黄自先生一辈子是为了振兴我们的民族音乐，建立我们的民族新音乐，要让中国的音乐能够自立于世界之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英勇的十九军奋起抵抗。这一年，音乐家为中国写下了第一首抗战歌曲《抗敌歌》，呼吁“四万万”起来，做“中华锦绣江山的主人翁”。他说“为了整个民族的，把音乐变成武器，去武装千万个。”1938年黄自先生患伤寒去世，年仅34岁。
国立音乐院和国立艺术院都是蔡元培创办。它们就是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美院；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教”。今天中文里“美育”这个词，是他从德语翻译过来的。1912年17岁的刘海粟与友人创办上海美专。这些艺术类的专门学校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和当今中国的教育。
施扣柱：上海美专甚至于办到什么程度，它是一所私立学校，但是这个教育部居然可以委托它来为公立学校的师资来培养美学教育，非常有意思。就是认可它的教学的质量。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世界级的大都市，这里有与欧美同步的摩登生活，从欧洲的交响乐到美国的爵士乐，从好莱坞的电影到巴黎的歌舞，都在这里集聚交融。华洋杂处，东西交汇，构筑了多层次的城市景观，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文化消费市场。
1896年，电影诞生的第二年，上海便有了第一次电影放映，时称“西洋影戏”；1908年中国第一家营业性专业电影院——虹口大戏院落成；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有声电影、第一部彩色电影，都诞生在上海。从大上海的石库门中走出了赵丹、胡蝶、阮玲玉、周璇，一个个垂范影史的名字。
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叶圣陶、闻一多、郑振铎、茅盾、巴金，他们都是从这座码头，走进大上海，竞写风流。那时的上海，云集了近乎全中国的文化精英。
1927年10月3日，自广州开来的轮船上走下了鲁迅和许广平。他刚辞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上海在他的计划中只是一个中转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此后何往，毫无主意，或者先到上海再看……”“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但不曾想，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都留在了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脊梁。
四个月前，胡适从美国回来，也是在这个码头踏足上海。他不敢回，因为曾经《新青年》的同人李大钊刚刚，只得在上海落脚。在上海，胡适和徐志摩创办了《新月》，出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
1927年，。“四一二”大在这座城市上演。大的血色改变了一个叫周予同的年轻人。
周予同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那个人。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1927年4月12日，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杀工人的一幕，就发生在闸北他写字间的窗外。
第二天，雨，宝山上血流漂橹。每走一步，都沾满了血水。周予同悲愤交集。又过了一天，周予同与郑振铎、章锡琛、胡愈之等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而不顾，如此闸北之，则凡一切三义、主义、无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
这个五四时期满怀浪漫主义的大学生，变了，他走入故纸堆，的“孔教救国”和“道统”，他由此开创的史研究了对漫长的中国社会所积淀的文化的清理。
1936年1月，靠版税生活的鲁迅出巨资印行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珂勒惠支是版画家，她的画作“照出穷人和平民的和悲痛”（罗曼罗兰语），她的那些表现母爱和的作品，是鲁迅最喜爱的。鲁迅在该书的版权页上写了这样两句话：有人翻印，功德。
鲁迅以这样的胸襟文化。他办木刻讲习会，自己做翻译，所有杂务都自己做，培养了很多青年版画家。鲁迅去世后，他的版画在抗战的岁月里，感染和鼓舞了无数识字、不识字的中国人。
鲁迅被誉为“新文学开山”，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特性。他的一生创作了34篇小说、24篇散文诗，篇篇不同，几乎涵盖了今天所有的小说流派。而上海十年，他留下一生最辉煌的文字——“鲁迅杂文”。对人性的驳斥是他的文明，对丑恶的是他的社会。鲁迅以此“画出国民的魂灵”，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仍是他为争取社会进步的努力。
1901年，鲁迅从上海东渡日本。在日本，他看到了灾难中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弱国的，他切身感受到这个凶悍的世界先进文明对贫弱中国的巨大冲击，于是弃医从文。在东京的黑屋里苦读三年，终于他认定中国的进步在于人的进步。1907年，发出的“立人”的呼吁，成为他一生前行的目标。他说“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是鲁迅文学的价值所在。他说：“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
在上海，鲁迅不再担任、教职，而是专门从事创作。而培养青年，接待他们的来访，回复他们的来信，校改译稿、指导创作、联系出版……占去了他日常生活的大半。据统计，他一生写了近7000封信，其中半数以上都是写给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们。冯雪峰、胡风、柔石、萧军、萧红、丁玲、黄源、赖少其、欧阳山、曹白、草明等都亲聆过他的，人们常用“平生风谊兼师友”来描写鲁迅与青年的关系。
鲁迅的晚年常为中国失去大批优秀青年哀痛。柔石，鲁迅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章，然而他不能。最终他挑选了珂勒惠支名作《》，刊登在《北斗》上，画的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鲁迅说，这算是只有我一个里知道的纪念。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逝世。在这座城市他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安家、生子，并留下了刀锋般闪亮的文字，飞鸟般的思想。
胡晓明：鲁迅在最后逝世前一年还讲了句很让人的话，他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相关。”你看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讲得真好，温柔、敦厚、又温暖。
鲁迅去世这一年，已是全面抗战前夕。一本小在国人中间流传开来。小很薄，不到五万字，记述了中国古代14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义故事。小取名叫《中华民族的人格》，编写者张元济。
周武：他曾经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那一种育他有一个痛切的，他就觉得育之所以没有起到真正的一种效果，就是育，大家都注意到“新”，事实上没有注意到人格。它这个人格事实上这个养成方面，事实上比较失败。
张元济将这种只注重新知识，而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孕养都放在脑后的育，斥为纨绔的教育、傀儡的教育和的教育。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鲁迅的杂文、郁达夫的《沉沦》、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包身工》；田汉的话剧《名优之死》；以及电影《大》《渔光曲》《桃李劫》《十字街头》《马》等等，这些深入关切疾苦之作，几乎都诞生于上海，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
就是这样，在东西交汇中，在风云变幻中，也在和中，这座城市拥有了一种刚健雄厚文化，只是她因负重而深沉，不如“十里洋场”的浮华那样耀眼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