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房子着火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开题报告会”在武汉举行。”陈文新认为，就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而言，已经翻译出版的著作仅有数种，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和韩国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基本上付诸阙如，欧洲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很少译成中文。为相关研究提供完善的数据库平台“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整理”课题以中国文学史著作为研究对象，在空间跨度上中外兼顾，在时间跨度上长达一百余年。“在资料文献的发现利用方面，课题组不仅将对数百种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做系统的整理与考订，也将对域外非汉语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进行系统翻译和考订，还会对研究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论著做系统整理，努力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完善的数据库平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开题报告会”在武汉举行。 张奕 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明海英 高莹）4月15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开题报告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围绕课题研究展开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培刚、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涂险峰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涂险峰表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多位学者长期注重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梳理、整理和研究，这些研究积累了大型文学史编纂和系统文献整理的宝贵经验，为“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奠定了的基础，也锻炼了强大的学术队伍。
涂险峰认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整理”课题不同于文学史编撰和专题研究。从古到今，中国文学史著作卷帙浩繁，拥有编年、断代、题材等多种撰写类型。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各类数据库让浩如烟海的文学数据分类、存档、快速调取变成可能，这也使得这一课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了新局面。
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告诉记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最初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此后，这些外来观念、术语逐渐“反客为主”，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渐成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对此反思，呼吁将“会通”作为研治古典文学的原则，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落实。“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的目标之一，就是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叙述话语体系，以彰显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近30年来，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整理出版成绩不俗，但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陈文新认为，就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而言，已经翻译出版的著作仅有数种，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和韩国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基本上付诸阙如，欧洲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很少译成中文。就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而言，已经整理出版了若干种，但不够系统；一部分整理本错误较多，有待重新加以考订。就个案研究而言，部分中国文学史著作已受到关注和研究，但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不足。此外，在中国文学史著作数据库建设方面，以往的工作还不具备相应的规模，不能满足专业人士的需求。
陈文新提到，目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综合研究，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推进：一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叙述对象的选择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二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划分、阐释与现代文化建设；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的体例选择与学术变迁；四是中国文学史著作总目提要的编纂；五是用编年方式展现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纂历程。
“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整理”课题以中国文学史著作为研究对象，在空间跨度上中外兼顾，在时间跨度上长达一百余年。陈文新表示，课题组在研究中将重视分析工具的使用和相关资料的收集。在分析工具方面，首先要做到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并重，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选择合适的分析工具。其次要做到考据与综合并重，既注重事实的考订或陈述，也重视在事实之外寻求道理，力求对历史事实做深刻透彻的了解。再次要做到科学、哲学和艺术并重：所谓“科学”，即对材料作审查、鉴别、整理和分析；所谓“哲学”，即以一贯的概念来贯穿说明史实；所谓“艺术”，即用优美的文笔来叙述研究。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方面，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手段如文献学方法外，还将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拟在充分运用武汉大学已有数据库的基础上，与韩国、美国、日本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库达成合作，以提高文献获取的效率。
“在资料文献的发现利用方面，课题组不仅将对数百种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做系统的整理与考订，也将对域外非汉语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进行系统翻译和考订，还会对研究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论著做系统整理，努力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完善的数据库平台。”陈文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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