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艺 王贺：“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
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已取得相当成绩，其范围已自常见书刊拓展至地方性报刊、非文学类报刊、拍卖图册等较稀见之文献来源，但仍有一定偏至，此即对常见书刊不免有所忽视。本文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的开掘为讨论对象，指出“常见书”实为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开掘的一个重要来源，学界同仁在文献开掘、整理及研究中，应重视对“常见书”的研读，其中不仅仍有所谓的“佚文”“佚简”可供搜讨，而且，取得生僻、稀见资料及“常见书”之间的平衡，对分析、研究这些文献史料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已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争的事实。为了称呼的简洁、明瞭起见，这一开掘、整理集外文献史料的工作，一般也被称为“辑佚”。但在事实上，这与古文献学所谓的“辑佚”颇为不同。古书之辑佚，多由类书、旧注及出土文物得来，又以求书不成，转而求卷、求篇、求片言只字，但近现代文献之所谓“辑佚”，多是搜讨在发表或见载于某书而未能编入作者文集、全集的单篇文字，观其所谓之“佚文”，其实只是“集外文”，而并非经数百年甚至千年时间，真正亡佚于天地之间者。在许多时候，近现代文献之开掘工作的起点，也只是为着文集、全集编纂时的搜讨不全。为补文集、全集之失，学者们做了许多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因近现代报刊数据库的建置、各类网络资源的获取，俾此一工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以致重复开掘现象数见；有的研究者更以专门开掘集外文献为，以成其大，有时不免马勃珠玉并陈，反而给人“辑不胜辑”之感。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发掘，一直重视拍卖图册、目录。
图为鲁迅致陶亢德函，先生称“鲁迅致陶亢德函现存共19通，绝大部分已由公家收藏，流传在外仅此一通。”
饶是如此，有关近人集外文及重要研究资料之搜讨来源、线索，仍不无可议之处，此即常见的书籍、报刊等文献，亦即一般所谓的“常见书”。尤其是就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来看，目前似已从我们较为熟悉的大报大刊，转入地方性报刊、非文学类报刊等等较属不常见之文献来源，更有学者从拍卖图册、旧书刊网站斩获不少新的文献史料。①若概而言之，则是随着其开掘范围的不断拓展，辑佚工作与“常见书”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辑佚者愈发倚重于生僻、稀见的文献来源，但是，此举仍有一定偏至。本文试举穆时英研究领域中的三个例子，以为说明。其中，前二例攸关穆氏集外文之开掘，第三例则是关于穆氏研究资料的开掘，但这三者的来源无一例外，皆系“常见书”。例释完成之后，结语部分上承全文，概括指出“常见书”之为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开掘的一重要来源、不可忽视，同时，提请学界同仁在文献开掘、整理、研究中，重视对“常见书”的研读，注意取得生僻、稀见资料及“常见书”之间的平衡。如此行事，不仅会帮助我们拓展“辑佚”的范围，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新文献和新史料，且有益于我们下一步做出好的阐释、研究，更不必说近现代文史研究界第一流学人多强调治学须读“常见书”，前人的治学经验值得充分借鉴、参考。
严家炎、李今二先生编辑的《穆时英全集》（下简作《全集》）第三卷附录“对穆时英的评论与回忆”一辑，选录有穆时英旅港时期的友人、作家侣伦所撰回忆文章二篇，分别是《穆时英在》和《悲剧角色的最后》。②在《悲剧角色的最后》中，侣伦了穆时英写在自己的一本纪念集上的题词：
此题词虽然短小精悍，且由化用雪莱《西风颂》中的名句而来，但同样应该被视为一篇穆时英的集外文，并作一定考释。首先，穆时英写作此一题词的纪念册，并非子虚乌有者，实即侣伦所述之蓝色皮面纪念册。其《珍贵之页》云：
在我的一个蓝色皮面的纪念册里，留着我好些亲爱的友人的手迹和思想；我翻开了它，一些不同的面像和一些有连带关系的记忆，都会在温暖的友谊的直觉中，一片一片地浮泛起来。我爱着它们每一页，正和我爱着它们每一页的主人。
侣伦自陈对于自己的书稿、朋友的手迹乃至薄物细故，都有珍藏的“精细的习惯，”以致多到处理都有困难的程度，仍不厌倦。其《焚葬》又云：
我爱一切值得我爱的东西：我给它们以温暖。一本书，一页原稿纸，我会看出了生命；一封信，一张照片，一块写着碎语的小纸，甚至一根线，只要曾经是一只心爱的手接触过的，我都会看出了意义。无论那是眼泪或是微笑的记忆，我都作为一种生命的“文献”似地，统统留了下来：珍重地藏着。
故此，《焚葬》虽记述作者一次焚烧书物之情事，但很明显，当时其所焚烧者，并非全部书物，应该还保存了一些，纪念册应即其中之一，此所以其能在数十年后纪念册之穆时英题词，敷衍成文也。事实上，作者所以痛下决心焚烧书物，借用其《书与我——断章之什》的原话，乃是由于“时代的人需要一个轻便的身子，而书就成为人的赘瘤了。”但到战争结束，发现这些“生命的‘文献’”尤其自家藏书中的一小部分，竟幸运地留存下来，欣喜之情简直无以言表。
其次，侣伦此前曾公布此一纪念册中另一友人题词，并撰文记其与题词者之交往故实（见《珍贵之页》），可知在回忆穆时英的文章中，写到穆时英为自己的纪念集所作题词，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显有成例可循。虽然，这一点只是旁证，但颇有助于我们对侣伦所谈纪念册及其间题词之真实性有较正面之认识。
再次，若谓此题词非穆时英所作，则以侣伦之可能性为最大。然而，在战火纷飞之时，此一写满朋友题词的纪念册能被善加保存，常伴作者左右，足见在其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至其回忆穆时英之时，纪念册既在手边，则无不征引之理，何况穆氏的题词，也丝毫无碍时局、时人，又何须？侣伦之，既然无从谈起，则作者为穆时英者就可以判明了。
最后，关于此文的作时、作地，也有必要略作探究。侣伦，穆时英来港不久，即与其相识，及至其辞去报馆职务，“时间较为空闲，彼此又相隔不远，穆时英便常常到我的住处闲坐和聊天。”后来，“穆时英应聘担任了一份副刊编辑，于是由九龙搬到居住。差不多同一时间，我也进了电影公司做事。各自忙于工作，我和穆时英便少有接触机会。以后也不再有。”据此可知，此文的写作地点当在九龙岛，时间为穆时英担任副刊编辑、侣伦任职电影公司之前。
按，此处所谓穆时英担任副刊编辑事，乃是指1938年8月《》创刊，穆时英任该报副刊编辑；而侣伦任职电影公司，则是自1937年开始。其先入职新成立的合众影业公司，任编剧，后于1938年夏转入南洋影片公司，任编剧及宣传，先后编写多部电影剧本。但若说与穆时英任副刊编辑同时的工作经历，必然是其供职南洋影片公司时期。所以，此文最晚已在1938年8月之前、二人来往较密时期写就，殆无疑义。但如前述，因穆时英写此文是在九龙岛，而其租住九龙岛事，发生于“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是故，此文最早之作时，当不逾1937年7月，亦即此文作于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间。复按题词内容，是在冬日遥望春天来临，传递一种审慎的乐观情绪，可知其文必作于冬季，亦即1937年冬。
但透过此文，我们可以确认穆时英与侣伦的交谊范围，不过在一年光景左右，因此，侣伦所述穆时英之旅港数年经历，虽有可征实者，但亦不可尽凭为确说。余如其提示我们注意穆时英的文学渊源，乃至其旅港时期生平著述、思想观念之曲折展开过程（一种审慎的乐观之情绪，如何转变为—投降主义思想的同情、支持者，抑或后者只是其“爱国主义”的掩护）等等诸如此类的文献史料价值，自可因读者、研究者之识见而言人人殊，似不必枚举。
至于此文遭前此出版的《全集》刊落的原因，推想起来，或许是由于编者当时未能考虑到“文献/文本”的多样性的缘故吧，但无论如何，以后若要新编《全集》或《全集》补遗卷，即可以《一九三七年冬题侣伦纪念册》为题，编入此文。
1940年12月20日南京出版《新命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本，揭载《一年来的中国文艺运动》，作者署名“重绿”，真实身份暂不可考。不过，此文对于研究汪精卫领导的“和平文艺运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文洋洋洒洒，共六节，八千余言，至于其要旨，似可由其各节目次窥见：一、和平文艺的抬头；二、和平文艺的建立；三、两个论战（的文艺论战、上海的文艺论战）；四、两个损失（穆时英、刘呐鸥）；五、文艺团体的组织及其刊物；六、结论。显然，此文之命意，非如文题所示，用以检讨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而恰在总结1940年作为抗战文艺的——和平文艺——所取得的成绩、进展，以为和平文艺运动张目。其中第四节第一小节《穆时英》，言穆时英生平经历尤其详备，而且，以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几乎可说是至今为止、众多关于穆时英的生平小传中，错误最少的一个记录。内中叙及穆时英投身汪、访日归来之后，“即遭的”，后又曾呈交汪宣传部一工作报告，报告末另附致宣传部长林柏生一信谓：
职离沪赴日后，有人打电话至寓中，返沪后复有此类电话打来，职自钧座以来，生命早，惟母老家贫，所虑者仅此，设有不测，职有一弟，在上海银行服务，此人学有专门，尚恳钧座鼎力提携，俾家族不至冻馁，则职幸甚。
此信虽然是残稿，也是穆时英的一篇集外文。何以见得呢？首先，此文所述穆时英随汪答礼识节团一行访日事，在1940年5月16日至6月2日，是为穆氏第二次访日。是此出访之前，其家人就曾接到电线日返国当天，又有电话打来。信云“职离沪赴日后，有人打电话至寓中，返沪后复有此类电话打来”便是此时真实处境之写照。至于“母老家贫”一语，更是人尽周知；而所谓“一弟，在上海银行服务”、“学有专门”，亦即指其大弟穆时彦，彼曾就读光华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后因家道中落辍学，旋即服务于上海银行业，且在穆氏死后代表“和运同志”家属致辞。审读此信中所述，句句皆可。
其次，“重绿”此文又称穆时英致林柏生信附录于其工作报告之后，亦非向壁虚构。按，6月29日《国民新闻》林柏生当日谈话纪要，穆时英“一星期前在工作报告之函信，曾提及沪上，近日屡施”，据此可知此信及工作报告皆实有其事，且最晚于6月22日已交林氏。不过，穆氏此信专说电话，只字未提信件，然按其行迹，6月20日还曾收到一信，由此可推知此信之作时尚在20日之前。若合一星期之数，即为17日（周一）至20日（周四）之间也。准此，可确定此信必为穆时英所作，而“重绿”之记录亦无误，他日也不妨以《一九四〇年六月下旬致林柏生信（残稿）》为题，编入新版《全集》或《全集》补遗卷。
现在收入《全集》的穆时英的书简，只有寥寥二三通，因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一残简的价值之所在。就理解穆时英之“附逆”经历而言，藉由此信可知，穆时英自其“附逆”后，的确人身安全面临，且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然其竟能、置于度外，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相信其为者，或可不容分说，视之为一种修辞、言说，断然否定其价值，但如康裔所说，则穆氏并非，循此而观之，此番言论似亦别有所托。表面来看，其自己已抱定殉国之志，一旦异日莫测，尚祈惜念旧情，代为照拂家族家人，事实上，穆或恐自己不过是暂时投身汪伪、而心系中华之一人，总会有大白之日，今日之捐躯，乃为、为民族，何足惜哉？又何足惧哉？
清人王鸣盛曾在其名著《十七史商榷》序中，分别从三个层次谈及历史解释与历史还原/重建之关系：“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焉可矣。……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诚然，无论怎样解释这一书简的价值及其意涵，历史解释须在尽可能还原/重建历史事件、现场的基础之上进行，有赖于经过的、有效的文献资料。这封新开掘的穆时英书简，经由上述后，自可与其他文献资料一道，用作对其“附逆”抑或“”这一生平疑案问题的研究。
考证此信并就其文献价值予以初步诠释之后，或许还应就其来源问题略作探讨。我们知道，此信的《新命月刊》，并非一生僻刊物，恰恰相反，研究“和平文艺”、穆时英及其死亡事件之学者多所征引，但这封书简，却未能被提起专门的注意；偶有摘录原文者，亦仅谓之“据说”，未予考证，因此，也就不敢放手使用。分析其疏漏的缘由，似在三方面：其一，此信潜藏于另一文本（具总结性质、且立场可疑之《一年来的中国文艺运动》）之中，亟易遭忽视；其二，自新文学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展开以来，学者们开掘的重心，似较偏向于文学作品，而对书信、日记等等非文学文本，不免稍稍有所轻视（惟一的例外是《鲁迅全集》的编纂），直至近年来始有所变；其三，学者开掘文献时，较重视一完整、系统的文本，而对片言只语、残稿零条，有时不免视如无睹，其实，无论是从研究者利用资料的角度而言，还是就纯粹的文献学研究来看，它们都同样可宝，并无价值等级。
1932年1月20日，穆时英早期代表作《南北极》由上海春光书店初版。然而，正如我们所知，该书真正的出版商乃是湖风书局，一家支持左翼文学书刊出版的小型出版机构。全书收录有穆时英的五篇小说，分别是《黑旋风》、《咱们的世界》、《手指》、《南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两年之后，其改订本交由鼎鼎大名的现代书局出版，其中除了作者特意为此撰写的之外，还增加了三篇小说，计有《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油布》。因此，严格来说，改订本与初版本已是二书，不可混同。
但从目前所见资料看，当时很多关于《南北极》的评论，都是基于这一改订本而作者，有关该书初版本的评论则极少。在屈指可数的几篇早期评论中，五四新文学的朱自清的《论白话——读〈南北极〉和〈小彼得〉》就显得颇为重要。此文原载《周刊》第38卷第4期“文艺专号”“介绍与”栏目，起首论及“胡适之的国语”、“周作人先生的‘直译’”、“创造社对于语言的努力”及徐志摩、李健吾等人的诗文，赵元任改译的《最后五分钟》剧本等，无不都在努力使用、创造白话文学，但要说因此创造出一种新文体来，仍难允称本色当行。恰在此时，亦即30年代初期，左翼文学界提倡以“大众语”作“大众文艺”，因此，朱自清就作家们“不妨尽量地采用活的北平话”“多多采用北平话的句法和成语（可以望文生义的）”，这样，受过一定教育，即可读懂；而南方读者，只要学过国语文或白话文，便不会读不懂，“大众文艺”才能名副其实。
而在朱自清的心目中，“采用活的北平话”进行写作、已然取得成功的典型，便是穆时英的《南北极》和张天翼的《小彼得》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事实上，朱自清的这篇评论，不仅提出了如何认识穆时英早期创作的语言特质这一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即便是在具体评析《南北极》初版本所收诸篇什时，也能要言不烦，时有切中肯綮之论：
《南北极》和《小彼得》两部书都尽量采用活的北平话，念起来虎虎有生气。《小彼得》写工人，兵，讲恋爱的青年，和的投机的青年。作者写某一种人便加进某一种特别的语汇，所以口吻很像。《稀松的恋爱故事》写现在恋爱方式的无聊，《猪肠子的悲哀》写一个在观望在的小资产阶级，《》写一个患得患失的谋差使的人，都透彻极了。《面包线》写一件抢米的故事；篇中空气渐渐紧张起来，你忿忿了，然后痛快地解决了。《二十一个》写得不大结实些；别的都不坏。《南北极》只写工人，海盗，渔人，都是所谓“流浪汉”，干脆得多[，]不像《小彼得》里有时还免不了多少欧化的痕迹。《南北极》自然最酣畅淋漓，写一个流浪汉对于上层阶级的轻蔑与。这种轻蔑与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其中三篇只表这个思想和对于将来的确信。《咱们的世界》写海盗，表面上虽也还是《水浒》式的英雄;骨子里他们却不仅是污吏，替天行道，而是对于整个儿的上层社会轻蔑与。他们相信，“这世界多早晚总是咱们穷人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便写这班穷人的动作。虽然暂时失败了，可是他们“还要来一次的。”这一篇写集团的行为，头绪太繁了，真不容易。但和前几年的“口号文学”相比，这里面有了技术；所以写出来也就相当地有了効力了。书中只《手指》一篇太简略些。这里五篇有一个特色，就是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这第一人称无论是多数还是单数，总是代表着一个集团的。《小彼得》中写小资产阶级的几篇也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个性的描写里暗示着类型。这种手法表现着一种新意识，从前还不多见。这两部书最重要的是其中对于社会的新态度；虽还不能算是新兴文学的最进步的样子，但这个过渡时代，在现有的作家中，这些怕也算得是很不坏的努力了。
此文后来被相继收入《朱自清全集》等书，并不难找，一些研究白话文运动的学者也曾注意及之。但在穆时英研究领域，据笔者调查，只有吴立昌、饶嵎《穆时英小说论》等极少数论著有所征引，且并未考虑其所关涉的语言问题；至于一般论者，则似乎闻所未闻；其亦遭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附录研究资料之部漏收。然而，考虑到这一《全集》对近十年来的穆时英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未收入其中的穆氏作品、重要研究资料，对于一般不专门从事穆时英研究和文献开掘工作的学者来说，也许就很难进入他们的思想视野，似乎也便可以理解了。
另须说明的是，此文在被收入《朱自清全集》及其它的选集、读本时，不仅产生了新的讹误，删落了文前的书志信息（正是这一书志信息，提醒我们此文只是书评，并非文学论文），③也未能注明其原刊处，不便读者检核。因此，研究者从上述这些来源引用这一文本时，便不自觉地遗漏或承袭其中的某些方面（错误），而这也正是上文我们要依据其初刊文本过录此文关键论述的一个重要理由。
来自穆时英研究领域的三个例子显示，无论是穆时英集外文的开掘，还是重要的穆时英研究资料的辑录，“常见书”仍是一重要来源。特别是与某些文献工作者反复强调搜集新僻、稀见文献资料相比，“常见书”的重要性有必要予以强调。然而，使人好奇的问题是：这些作家集外文和研究资料既在“常见书”中，又为何会被专业学者和文集、全集的编纂者所忽视？推想其缘由，似在于未能深研中国古典学术之传统，而对近现代文献存佚一道缺乏自觉，这表现在：较看重逸文逸书，而残稿零条，则不自觉有所弃；对于常见书刊，更弃之以敝履；加之生逢网络时代、数据库时代，只要键入作者全名、笔名，将检索所得与现成之文集、全集对照，再将未收录其中者输入电脑，其所谓之辑佚工作则大功告成。但真的大功告成了吗？
回顾文献辑佚发展之传统，忽略“常见书”而对辑佚家之治学所造成的影响不小。辑佚一道，自宋人肇其端，至有清一代，可谓洋洋大观，然而，清人以辑佚为终身之志业者，多置常见之书、既有之文献典籍不顾，不免“陵节躐等，自乱步骤”。等而下之者，或以存为佚，或滥收杂取，或采而未尽，或疏于考证，可见“常见书”在此未能发挥其应有之作用。降及近代，第一流文史学者多强调读“常见书”的重要性。陈寅恪的名言“读常见书，写非常文”，陈垣学生读已见书、习见书，自是津津乐道的学林佳话。此外，刘永济有赠学生程千帆一联，语云：“读常见书，做本分事；吃有菜饭，着可补衣。”汪辟疆则撰有《读常见书小记》等文，略可见示其治学旨趣。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舜徽桑榆未晚，主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班，复谆谆“读常见书”，在其著作中，还曾如此反复提醒读者，“大凡读书，有先后，有缓急，有轻重，”“必以先读常见书为急。”“至于自己动手搜辑佚书，更是学问成熟以后的事。”
从这一学术史的脉络出发，审视当下开掘、整理近现代文学文献的工作，着实令人感慨良多。不过，抛开学者的治学方法、步骤、经验等问题不谈，单是推进这一工作本身，应可从中获得这样的：汲汲于地方性报刊、非文学类报刊等等较属不常见之文献来源，的确能有许多收获，但如上所示，已经公开出版的全集（选集、文集），及研究领域内必读、常见之书刊（更无论近现代大报大刊），实亦可构成一个辑录集外文献的重要来源，学者大可不必仅以新僻、稀见来源为尚。不仅如此，正以“常见书”常见且常读，故而学者更宜穷蒐尽取、深稽博考，以免遗珠之恨。然而，这也还是就文献开掘一方面着眼所得，其实，此后对这些新发现的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尤其不能脱离“常见书”，而满足于对新资料的“就事论事”（只取此词最表面的意思）。
一言以蔽之，对“常见书”的研读、体认，以及对其中的集外篇什、重要研究资料的撷取，既是一切学术工作，包括文献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亦有助于我们深化文学、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常见书”中既有旧的文献史料，也有值得学者重视的新文献、新史料，对这些新文献、新史料的辑录与研究，一样应是文献学者的义务；至于更进一层，综合新旧文献资料，提出新的问题，做一透辟之专论，或就老问题作出新的诠释、论述，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似亦无需发愁难以推陈出新，或费心找寻所谓“学术兴奋点”等等。穆时英研究既如此，其他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①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陈子善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发掘，一直重视拍卖图册、目录；谢泳在《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几个方向》（《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等文中也都将此视为重要的资料来源；易彬的《从新见材料看穆旦回国之初的行迹与心迹》（《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5期）即利用某旧书刊售卖网所见穆旦个人档案等资料，对归国后的穆旦生平、心态加以重新研究。
②二文并载《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后收入氏著《向水屋笔语》（：三联书店分店，1985年），《穆时英全集》即据后者编入。
③关于书评与文学在1930、40年代之分野、联结问题，请见王贺：《心与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9辑（2016年6月）。
（1）王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
（2）.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1)；.绪论——边缘报刊与现代作家佚文.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人民出版社，2012:1—12.
（11）佩弦（朱自清）.论白话——读《南北极》和《小彼得》.周刊（第38卷第4期），1932.
（14）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78-295；郭国庆.清代辑佚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142—174.
（15）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6、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