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类存在，比较就不会；只要人类文化继续散发幽香，比较文化便不会。诗人所谓：“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自，雪却输梅一段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自然尚且如此，人类文化的比较之途将是何等的漫长和悠远!
比较文化是一本丰厚的史书。这里面具有着各种比较文化形态。比较文学正是其中的一种。比较文学并不只是一个纯文艺学的分支，而且是人类文化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没有比较文化，便没有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不发达，比较文学不会发展成为高深精微的科学；一部比较文学史，是一部比较文化的投影和折射，尽管比较文学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从比较文化入手评述比较文学的渊源流变。
溯其渊源，还得“言必称希腊”。希腊展示的人与神的通融和较量，也许是人士较早的一种比较文化形态。俄底修斯设计的木马被特洛亚人拖入城中，木马中蛰居着兵将突然出现，特洛亚人防不胜防只好落荒败北。异域的聪明谋略与愚拙鼠目便跃然纸上了。希腊文化及文学中的这种机智勇敢，使罗马的贺拉斯深为折服，《诗艺》罗马人“勤学希腊典范，日夜不辍”。文艺复兴时代几乎在全欧复兴这希腊文化，而且复兴中有创造，既与希腊文化保持联系，又有自己的时代意向。古典主义时代仍然高举希腊文化的大旗，其实都在大旗下制造各自的武库，象中国人说的；这都是“借尸还魂”。十八世纪，欧洲互通有无，交流频仍，文化速度迅急，文化输入和选出已为平常，象歌德的老师赫尔德那样广采民风，新铸德意志之文化风貌者并非一人。直至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放出比较文学即将行之于世的第一声呐喊。
古老的历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及文学，需要人们进行比较分析：己国文化及文学从他国输入了什么，又输出了什么；己国文化及文学与他国的有何差异有何联系；己国文化及文学在他国影响下将何处。此时，“比较解剖学”、“比较史学”、“比较语言学及“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贺莱姆第一个比较历史、研究文学而显耀后世。拉普拉斯等编作品选集，开始用《比较文学教程》这个名称。维尔曼于1827年在巴黎大学以“比较历史”、“比较文学”、“比较分析”授课和撰写书籍。不过，他们热情有余，建树不足；叫喊可嘉，实则研究不力，没什么象样的论著面世。1886年，英国人波斯奈特写出《比较文学》，成为第一部比较文学的理论著作，它用式的社会指导写作，给文学演进以一定的秩序。法国的吕纳介把论和用于研究比较文学，认为有设立国际文动史研究的必要。的科赫为扩大阵营，显示力量，还专门办了第一个《比较文学》。的易贝兹编出比较文学参考书目，1904年他死后再版时收录了六千条目。这一规模，可谓不一般。至此，比较文学研究好如江河大波，冲堤而出，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而且支流溢出，泛涉欧美大地。
第一个流派是影响研究学派，代表人物是斐南巴登斯贝格，保罗梵第根，让玛丽伽列，马里于斯弗朗索瓦基亚。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法国浪漫主义文化和历史科学占据地位，异国情调，外国风尚，域外梦幻，以及细密研究，求实，扩充了法国文化及文学，使比较文学跃上文坛。这个学派主张研究两国乃至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伽列为基亚《比较文学》写的序言中说：“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的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甚至生活方向的事实联系。”这个以研究“事实联系”为特色的流派具有鲜明的倾向，伽利的《法国作家与幻想》，杰杰扬的三卷本《欧洲文学中的浮士德》便如此。不过，这一流派拘于史而忽视论，繁琐考证胜于美学把握。巴登斯贝格在美国时因过于掉书袋而被美国人视为一种危机。这已显出这一学派之缺点一时难以根除而新的学派将会出现的迹象。
平行研究学派作为第二个比较文学流派，具有许多新的思想。象美国文化的执意求新一样，平行研究学派一反影响研究学派研究“事实联系”的方法，主张从美学、人类文化的诸种关联中研究比较文学，以研究作品为中心，品悟出作品的价值，分辨出作品中体现的新的结构和意象，从而展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不同风貌。韦勒克的那篇爆炸性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即作如是观。雷马克重新定义了比较文学，他说：“比较文学研究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并研究文学与其它知识和的领域（诸如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教等）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它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或几国文学进行比较，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它领域进行比较。”从伽列的定义到这一新的定义，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了，象从作坊了大工业社会，从见树了见林，从局部联系了宏观把握，从一门自在自为的学科了科学的广阔天地，象中国人所说的：“一变而境界阔”。但是，主义也由之产生，有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界域不明，生搬硬套的现象时有发生。
现在，比较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坛广泛议论的课程，比较诗学．主题学、类型学、科际整合等不同分支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是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前提。”这就是在相当高的理论水准上看待比较文学，把比较文学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的一门重要学科，作为把握世界、分析历史、解释文化的一种工具。在这个前提下，比较文学才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文，它研究国际联系和国际关系，研究世界文艺现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文学事实的类同，一方面可能出于社会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相同，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文学接触；相应地区分为：文学过程的类型学的类似和文系和相互影响，通常两者相互为用，但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同时，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文化理论和文艺理论促进着比较文学的新发展，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与比较文学发生着直接关系。可以断言：随着文化理论、比较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比较文学将得到越来越快的发展；比较文学将不属于少数研究者的专业，而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共同事业；比较方法，将成为文学研究者的自觉运用并取得的一种方法。
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虽有一段历史，近现代研究者做了一些“筚蓝缕，以启山林”的工作，近年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上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成熟的比较文学的理论著作尚未出现，象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那样高质量的著作也未成批涌现而世界。因此，我们有必要引进国外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推进比较文学研究。一位美国比较文学代表人奥尔德里奇，在《知识》今年春季号上答问时说过一句中肯的话：“任何当之无愧的比较文学家都同时使用法国和美国的方法”，因此，当我们了解比较文学时，不必首先配戴哪一派的有色眼镜去看另一派，而应该全面了解，兼容并包，融为己有。也因为这样，我将在有限的篇幅里介绍并评论这两种学派及其方法，而以评介研究方法为主；此外，还将评介比较诗学、科际整合及其具体方法。让我们一同走进比较文学那具体而又丰富的领域中去吧!
十九世纪的科学思想从搜集材料阶段发展为整理材料阶段，从实验科学理论科学。肖莱马《有机化学的产生与发展》引述李比希的话说：“努力整理新发现的事实和寻找将这些事实在一起的共同纽带”，是十九世纪科学的特色。法国的卡诺认识到蒸汽机效率中的能量守恒与；安培提出两根平行载流导体，电流方向相同则互相吸引，相反则互相；肖莱马研究了物质的层进；更是在发掘中提出；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诺丹通过杂交实验，发现了子一代的一致性和正反杂交的一致性；还有流行的孔德主义哲学，左拉等人的自然主义小说等。这个时代的文化科学特色不仅促进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产生，而且还促进了影响研究的一系列特点和方法的形成。
影响研究要求研究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交流中已经存在着的客观联系，整理并分析发现的有着客观联系的材料，从文学流传的起点寻找达到终点的迹象和媒介。因此，基亚要求一个比较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至少是文学史家，文学关系史家，必须熟悉一种乃至多种外语，从一国一时一地的文学寻找另一国一时一地的影响和作用，不能靠别人的译著从事研究，而必须自己进入原文中去，并在交流史中发现材料并研究之。研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必须研究中国元曲的《赵氏孤儿》，还要研究伏尔泰是如何读到法文译本后动手写出成吉思汗的故事的。这里，《赵氏孤儿》是形成交流的起点、翻译是媒介、《中国孤儿》是终点。影响研究要求把这三者作为一个系统，看看伏尔泰是如何受纪君祥的影响，又是如何将屠岸贾与程婴等人的冲突演化为成吉思罕的故事的。关于影响研究的这种方法，除前引定义外，陈寅恪先生谈得甚为直切，他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称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陈先生此论与基亚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传达出影响研究的精髓，对于那些喜影响研究而恶平行研究者来说，也不失为凭据呢!
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总体的影响，也有个别的影响；有题材方面的影响，也有技巧方面的影响；有的影响，也有集团的影响；有成功的影响，也有非成功的影响，或者说，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比如，弗洛伊德的文艺思想，五四以来一直影响着我国文坛，连酷嗜古文的章士钊都动手翻译弗洛伊德的自传；鲁迅翻译过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厨川白村的《的象征》，他写《补天》时自认吸取了弗洛伊德的某些思想；郭沫若在《与梦》中承认弗洛伊德对他的小说《残春》起过作用，郁达夫、沈从文、许杰等人的作品中也有弗洛伊德思想的烙印。当前出现的“弗洛伊德热”，也反映了当代文坛对弗洛伊德思想的部分接受。影响比较的总体研究就是要研究这一个世纪、一个时代的文学如何接受外来文学思想的影响，它产生的媒介是什么，如、翻译、新闻广告、出版发行、书市流通等，并研究这影响达到了什么程度，是成了支配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文学主潮，或只是局部的作用。整体是由个别积累后成的，研究整体影响叫整体影响研究，研究个别影响叫个体影响研究。如施蛰存写的一些小说，拿《鸠摩罗什》来说吧，鸠摩罗什为一代高僧，赴长安时凡心操动，性欲升腾，二度娶妻，性欲与苦行修性在那里发生冲突。研究弗洛伊德对施蛰存的影响即个体影响的比较研究。
影响研究注重作品形象和技巧的比较。这样可以使这一研究更加具体化，从文化交流中深入文学作品之中，使影响比较更加文学化，研究郭沫若的《残春》，必须看到他写潜意识的内在流动，赋予人物心理以弗洛伊德式的世界。这样可以在作品的形象和技巧的影响中展现影响作为“创造性的变形”在作品中的因素，改变对这一类作品的研究视角和方式。郭沫若在《与梦》中说：“若拿描写事实的尺度去测量它（《残春》），那的确是全无的。若对于分析学或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来，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种作用，可以说出另外的一番意见。”是的，《残春》的形象不是运动在情节中，而是行经在心理里；小说不以情节胜，而以心理描写为特色。在影响比较中，研究形象影响即形象影响研究，研究技巧影响即技巧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和集团影响研究是就影响过程来说的。鲁迅、郭沫若等人早年置身海外，在日本受着的洗礼，他们能接受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新文艺观念并不奇怪。由他们再影响一批人，如创造社，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吸收弗洛伊德的某些观念也是实情。现在的大学生研读弗洛伊德著作，除满足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一定程度还受社会、同学们的影响。研究和集团影响的比较文学者要从中发现材料，理解材料，从而理出这种影响的线索和找出特点。
影响研究还研究影响所产生的正作用、反影响和反负作用。这是从效果史角度来说的。正作用指影响主体对受体的作用，如弗洛伊德对五四以来文学的影响；反影响指受体借影响来反传统，从而开拓文学的道，如施蛰存等人借弗洛伊德反化的传统小说从而建立感觉派的新小说；负作用指的是这影响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流弊以及不良的社会效果，便于在以后的文学交流中少出问题。
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涉及到文学的文化因素、内部构成、社会效果等方面，其意图是想从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交流和影响的角度出文学存在的另外一面，即一国文学与另外一国文学的客观联系。在实际研究中，影响比较研究往往还涉及到社会、文化及各方面，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影响从来与社会、文化各方面具有联系，文学创作本身也与它们密不可分。基亚曾说：“比较文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历史这样才能够将他所观察的文学事实重新置于当时总的历史背景中加以探讨。如果HF安伯尔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不常熟悉的话，他是写不出《司汤达与的变形》这篇文章的。”而且，这种研究反过来可以丰富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果借用文化的一些力量进行影响研究，可以为文化交流影响史提供更多的材料和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即为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从事影响研究的比较文学者必须站在文化交流史和对所涉论题的材料十分熟悉的情况下才能予以研究。没有具体事实联系为依据的研究不能算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是讲究史料，不允许任何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材料的人空口说白话。它抉幽择微，细密翔实。随着接受美学的发展，影响比较研究还会有新的转机；随着东和文化关系的改善，文学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还会强大，影响比较仍将会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但是，由于影响比较过分拘泥于直接交流的材料之中，考证训诂渊源学媒介学的繁琐阻碍了它的发展，尤其是遭到美国比较文学理论家韦勒克等人的致命一击后，影响比较不如上个世纪那么兴盛了；而且，二十世纪文化科学的有了新的发展，整个文化氛围也不允许影响比较进行单一的发展。这样，影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固然可以长期下去，但比较文学的其它研究方法也要在新的文化背景中登上舞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平行比较。
二十世纪是一个理论和哲学不断变革的时代。哲学、审美学、文艺理论飞速变化自不待言。科学家对哲学的关注在质在量上都十分引人注目，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玻恩、薛定谔、海森伯等提出的科学哲学和哲学命题艰深而又超越昔往。玻恩写道：“我们不断地看到基本物理概念有许多变革，看到观念世界中的真正，在这些变革和中，原有的全部知识似乎都被，从而揭开一个科学研究的新。”那种叠合各家之说自恃综合完善的拼盘式的体系基本被摧毁，诸说蜂起，各抒己见而又标新立异；新见奔涌而又相互补充，互相交锋而又紧围圆桌的现象遍及科学领域。在这种世纪文化氛围中，不由美国人提出平行比较研究也自有人站出来树立这面旗帜。这是时代使然，文化使然。
平行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审美学、文艺理论乃至哲学方面把握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原则。影响比较把可比性原则限定在作品接受翻译模仿影响作品的线型接触的规范之内；平行比较则从理论上把握文体、风格、主题、类型、题材、观念、情趣等的可比性原则，不拘于连结接受参证之中，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种不同语言的作品只要在以上方面有可比的，即可以比出相近与差异的皆可行之以比较。有点“对外、对内搞活”的意味。雷马克说：影响比较“这种保守态度的根子显然在主义。在我们看来，法国人对文学研究可靠性的要求现在已经显得陈腐了”，“影响研究如果主要限于找出和证明某种影响的存在，却忽略更重要的艺术理论和评价的问题，那么对于阐学作品的实质所做的贡献，就可能不及比较互相并没有影响或重点不在于指出这种影响的各种对作家、作品、文体、倾向性、文学传统等等的研究”，因此，“赫尔德与狄德罗、诺瓦利斯与夏多布里昂、缪塞与海涅、巴尔扎克与狄更斯、《白鲸》与《浮士德》、霍桑的《罗杰马尔文的葬礼》与德罗斯特许尔索夫的《的山毛榉》、哈代与霍普特曼、阿佐林与阿那托里法朗士、巴罗哈与斯汤达、哈姆松与约诺、托马斯曼与纪德，不管他们之间是否有影响或多大影响，都是卓然可比的。”显然，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之间具有鲜明的差异，基亚和陈寅洛先生之论与雷马克之说可以看成是不同戴天的。正在这里，平行比较以它对艺术理论、审美研究的特色与本来可以由计算机或电脑解决的索引考据之类了界限。
影响比较是求实的，平行比较则是求是的，哪怕不实事（事实关联）求是而失事求是。这个“是”即文学性。既然是比较文学，必须比出谁在文学成就上的高下，哪部作品优于另一部作品，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于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哪种文学语言劣于另一种文学语言来传达作品的思想，哪种文学倾向性比另一种进步或落后，哪个读者比另一个读者的文学水平高。比较文学是对不同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性的比较，而非渊源上的比较。还是让我来援引他们的话证明吧。韦勒克说：“真正的文学学术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和文学之间并没有区别可言。即便最简单的文学史问题也需要作出判断。即便说拉辛影响了伏尔泰，或赫尔德影响了歌德，为了使这些话有意义，也需要了解拉辛和伏尔泰、赫尔德和歌德各自的特点，因此也需要了解他们各自所处的传统，需要不停地考虑、比较、分析和区别，而这种种活动都基本上是活动”，这样，“文学研究也将不再是一种古玩式的消遣，不再是各民族之间赊与欠的帐目清算，甚至也不再是相互影响关系网的疏理。文学研究象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活动，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因此，平行研究比较的是不同国家的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价值和质量。这象我们走进博览会；指出这台机器曾从那台机器脱胎而来是没多大意义的，重要的是这台机器是否在价值、质量上优于那台机器，从而寻找共同的制作规律。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用二百多个条目进行比较研究，绝大多数是无影响的平行比较，把主要精力放在探讨“文心”即文学性。《管锥编》因此并不比影响比较的专著逊色，反而呈现出其!
平行比较注重主题学的研究。主题学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学有着同一主题思想，这同一主题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古往今来，讴歌爱情如同描写一样成为常见的主题，爱情冲破封建伦理的樊篱，争取着，憧憬着完美。卜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有同样的主题，尽管国籍不同，民族有异，语言相殊，时代距离，但是它们共同体现了爱情的力量和崇高，出没有爱情和只有本身的苟活是不的。主题学就这样打破时空界限，冲出影响的疆域，展现出不同国家，民族、语言的共同主题。这种研究是国别文学史不可能完成、文艺理论不可代替的。这种主题的并非仅仅是思想的，重要地是艺术的。文学在艺术中的主题有同，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有异。平行比较的主题学是要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叶维廉的《寻求跨文化共同的文学规律》正如此，一方面，它出文学中一些共同的主题，另一方面，它展示出不同哲学和艺术传统中文学共同主题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从而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中映照出文学的同中异和异中同，并从中折射出文化的相同点与不同之处。
文体比较也是平行比较的一个重要内容。界文学史中，不同国家的文体往往有许多相同的，如长篇小说、诗歌，也有许多不同的，如五言七律、商籁体，阶梯诗并非每个国家都有。研究不同国家文体的相同与不同，是平行比较中的文体学的主要内容。从长诗来说，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修记》与中国古代最长的《离骚》几近同时出现，但长诗却不绝如缕，但丁、拜伦、雪莱、歌德、席勒等皆为长诗作者，而中国自《离骚》尔后长诗却濒入，倒是精巧的短制盛行，这是为什么？应该说，人类越进化感情越丰富复杂，五言七律这样小的容器远远不能盛装这情感的轩然大波，但汉族的长诗却从先秦以后至清一直未有出现。这正是文体学所要研究的。这类研究，文体学别有一个称呼，叫“缺类研究”。朱光潜在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中说：按悲剧要求，中国古代没有悲剧可言，“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恶得的大团圆结尾”，“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连《感天动地的窦娥冤》都是冤由呈前，报冤殿后，恶始善终，令理平衡而不令人在大悲中哭泣和打破平衡而导向崇高。当然，中国古代有无悲剧，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朱先生的这种文体学的平行研究，却为人们研究这类问题提供了许多思想和范例。
平行比较的具体步骤一般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区别文学与非文学如社会、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科学、非文学的艺术等，总结出文学与非文学的联系和差异，把文学放界范围内寻找它的质的性。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在《文学与思想史》中做过这方面的具有典范性的研究。我将在第五节介绍之。其次，寻求文学的内部因素，如文体、情节、语言、结构、意象、韵律、节奏、技巧，并把它们分划开来，在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进行平行研究：文学的文体比较、中日文学情节的比较、英法文学的语言比较、德意文学的结构异同等等。这种平行比较可以落实在更细致的某一点上进行分析，为人们总结出各个国家的文学创作中的优点、特征、可发扬光大的地方，以及短处和需待改进的地方，主题学、文体学、文类学正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专门研究具体问题的学科。同时，各个国家对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的已经上升为文艺理论。平行比较必须研究这些理论，才能完整地把握的文学趋向。研究这类问题的学科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比较诗学。
比较文学研究的时空在日益延伸和扩大。奥尔德里奇提出了“环宇文学”，提倡研究全世界及所有民族文学的结合体，希望通过文化和历史的桥梁乃至打通文化和历史的障碍，分析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这种研究在学科中的体现之一即比较诗学。
比较诗学的命名，是由美籍华裔比较文学专家刘若愚提供的。起先，淡江大学办的《淡江评论》提出共同诗学这一名称，不少人认为不妥，原因是东方和文学评论内部有不少纷争，仅仅统一东方或的文学评论观都极其困难，统一东文学评论的美学标准更是艰辛。刘若愚认为，统一文学评论观固然有难，但比较文学观是可行的，平行比较不能只是停留在纯文学的层面上，还有必要对文学观念、文学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找到一些趋于综合的文学观念，为文学的综合化做些准备。从此，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古添洪的《记号诗学》、王建元的《雄浑观念；东西美学立场的比较》、郑树森的《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D杜莱生的《文论比较》相继问世。苏联一些学者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苏联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主要是从类型学讨论诗歌形式的演变，不属于比较诗学的范围，苏联把比较文学称为比较文艺学，其中包括比较诗学，但更多地还是比较文学。
诗学，就是广义的文学理论。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并未谈诗，只是戏剧论，属于文学理论。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只有两篇论文谈诗，整体上还是文学理论。因此，比较诗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奥尔德里奇说：“刘若愚提出比较诗学，我觉得有道理”，“比较诗学的要点就是兼收并蓄，包罗万象”，显示出一种宽容。
作为一种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理论比较，比较诗学注意对不同国家文学理论的总体特色的比较。可能出于对象的原由，比较诗学具有极强的理论性，总体观照的特点。它要站在比文学理论更高的层次上才能看出一个国家不同予另一国家文论的特点、发展规律及趋向，既不能用中国文论去苛求，也不能以文论的模子往中国文论套。何况，详细了解一个国家文论的材料已属不易，没有比较高的理沦水平更是无从把握。这就要求比较诗学研究者既具备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又有雄厚的国别和世界文论的根基。时维廉不无道理地写道：“要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观点，首要的，就是就每一个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观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我们不要只找同而消除异，我们还要藉异而识同，藉无而得有。”比较诗学离开了这些原则，根本无法把握文论的特色。
刘若愚在论到表现主义文论时，认为文论都具有表现主义，但中国表现主义文论更多的不是把创造性想象作为主要内容，而不象华滋华斯等多数文论家把表现主义看成“想象力也能造型和创造”，差异的原因是中国哲学没有人神合一的造物主形象，有造物主的概念。文论家把这种观念运用于研究中，把艺术家作为创造者。还有，中国文论不象文论那样强烈表现的情感的冲动，中国文论表现主义的特征是主张感情的自然倾泻，除李贽、金圣叹以外的绝大多数文论家这样认为；与此一致，中国文论家把质朴自然、直觉看得重于技巧，而除克罗齐以外多注意表现技巧，这与科技发展有关。如此看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论是表现、文论是再现的观点是的。再如，文论都有审美主义倾向，但中国文论的审美理论是直觉的，印象的，文论的审美理论是抽象的，通过美感经验描述的。所以，对文论的比较既要远瞩，又要细腻认真，不能从抽象概念随意。
比较诗学注意研究跨国度跨民族跨语种的文论的范畴的比较研究。无论是传统文论，还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衍生的文论，都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文学理论一旦为具体研究，就是范畴研究。钱钟书先生说：“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比较诗学必须以科学态度研究不同国家文论的范畴。比较诗学的主要任务也在研究不同的范畴。在具体研究中，一般是先找出对应的范畴术语，这种对应范畴可以使入窥探出其中的相似点与不同处；再从对应范畴中把握各自的意义，范畴不是一个空壳，而是负载着许多意义；同一范畴在同一国度中有许多衍生意义；同一理论家在不同时期的范畴的意义也不同。比较这些范畴时不可能象国别文论研究那样一一指出，而且从其总的意义出发进行比较；然后，把这种比较为理论，从理论说文论对应范畴的联系与区别，尽可能从中总结出共同的意义，丰富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学说，使比较诗学的范畴学具有现实价值。
唐纳德A吉布斯在《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一文中说：《镜与灯》的作者阿布拉姆斯认为，任何严肃的家都关心作品的四个因素：摹仿因素（艺术是一种摹仿），实用因素（作品对鉴赏者发生的影响）、表现因素（艺术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外现）、客观因素（将艺术品看作一个自足的统一体，它由自在地关联着的各个部分所组成，因而只能用它自身的存在形式所固有的标准来检验它）；中国文论也研究了这四因素，《诗大序》云：“诗者，兴之所之也”表现因素，“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客观因素，“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实用因素；比较两者，中国诗论的表现意味浓烈，并把表现纳入社会伦理的实用目的中去，有时实用目的超过了表现本身，诗论对模仿和表现一视同仁，主要作为心灵平衡的艺术支持，由此展开，严肃的家必须兼顾这四因素，并要赋予文学以一定的功能意义，或伦理、或心灵抚慰，但不能以实用目的消解文学自身的艺术性。
《管锥编》第三册188条中有“文”“意”的比较。陆机《文赋》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组成意、文、物三个范畴，在《墨子》中与之对应的有举、名、实三个范畴，《墨子经》曰：“举，拟实也”，《小取》中说，“以名举实，以词抒意”；文论中把意旨作为三方面的联系，图解成思想、符号、所的事物。便形成了对应范畴，“思想或提示，举与意也，符号、名与文也，而所之事物则实与物耳”。找出对应范畴后，钱先生继入总结出意、文、物三者共同的关系和在文学中的一致性，从而丰富了文学理论。所谓“按意内而物外，文者，发乎内而著乎外，宣内以象外；能逮意即能称物，内外通而意物合矣”正此之谓也。这样，从对应范畴中找出文论的共同规律并上升为理论，成了比较诗学范畴学的一种研究方式。
随着比较诗学的扩展，必然要进行与比较诗学相关的比较美学研究。美学有多种：或哲学美学、或文艺美学、或技术美学、或文化美学。比较诗学关切的是文艺美学。笼统地提比较美学，属于比较哲学的一种，正象笼统地提比较教属于比较哲学一样，R韦玛的《比较教：观念和体验》即作如是观。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关涉到美感生成、审美意识演变的比较，侧重点仍是比较文艺美学；赵雅博的《比较哲学》涉及的则是一般美学问题。因此，比较诗学衍生的比较美学的实际指称是比较文艺美学而不是比较美学的全部命题。这就根本上区别了比较诗学的所属范围与比较哲学的所属范围在原则上的差异。当然，比较哲学也可以涉及比较文艺美学，但研究视角则是哲学而非文艺学的了。文艺本身是可以由多种文化学科予以研究的。仅就比较诗学而言，它更多地关注文艺美学中的文学美学。至于文学与其他艺术和其他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则属于超学科比较文学即下节讨论的科际整合的范围。
文学不只是单个的存在物，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合体。比较文学不仅要进行纯文学和文论的比较，或用文化科学的方法予以研究，而且还要从事文学与非文学的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比较。后一种超过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即科际整合。
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指比较研究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比较，文学是一种复合体的存在，沟通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阐发文学特性的精义，从广泛的文化联系中寻找文学的，并把文学植根于文化联系中进行分析从而互相阐发，互相补充。
科际整合亦称跨学科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般分三部分来研究：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学、文学与人文一社会科学的关系学、文学与其它艺术的关系学。
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学更多的是指用自然科学来研究文学，如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或耗散结构、协同学原理、突变理论来研究文学，比较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似处与相异处。这种研究可以帮助解决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帮助文学研究者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式方法、手段工具来展现文学中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促进文学朝现代化方向发展。文学要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没有科学头脑是不行的。提倡直觉主义的柏格森，展示非主义的弗洛伊德首先都是科学家，而有的文学研究者动辄则是直觉、非等，不过是把人家研究的结论转述过来加几个例子描述而已，不能从科学角度予以阐释。科际整合的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研究目的是调整研究者的思维结构、知识结构、人格结构，使文学研究更加深入细密。
艾德尔在《文学与心理学》中写道：“二十世纪以来，文学与心理学特别是分析已渐渐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这两门学科都涉及人的动机和行为，涉及人类创造和使用象征的能力。随着分析学即从无意识投射出来的象征研究无意识与心理学的结合，文学发现越来越需要求助于弗洛伊德在上世纪末初从对的探索中所获得的这门知识。对文学与心理学的任何考察，都同样必须注意分析学如何直接丰富运用想象的创作，以及文学和传记写作心理学和分析学的应用。”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用心理学来看，集中写了人的五个方面：感觉、情绪、、教热和意识；继起的《尤利西斯》运用奥德赛表现现代人在一个城市一天中的航行和历险，斯蒂芬在那家私立学校教书所有的忧郁、、、神秘、渴望反叛等；他的《芬内根们的苏醒》写老芬内根垂危时的，和世界的历史在他梦中闪过，乔伊斯自称这是以梦幻语言写梦幻文学。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用奥地利的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说英国的乔伊斯的这种小说。同时，文学中的广阔天地也为心理学提供了研究，职业分析学家如M波拿巴的《艾德加爱伦坡的生平与创作》，P格林纳克的《斯威夫特》等作家传记，实际上象临床诊断书，专注于从作品和传记资料中推测对象的无意识活动。科际整合不要研究这不同学科之际产生的整合观念，从同异或融合中找出文学与心理学对人的自身和官能神经活动的一系列特征。
科际整合中的文学与人文一社会科学的关系学是为了使文学与人文一社会科学建立科学的联系，把文学置入人文一社会科学的联系中进行联系，用人文一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并寻找出文学与人文一社会科学的若干歧异，鲜明地突出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文学把握世界不是必然的，主要是或然的，借助人文一社会科学的必然律可以促进文学的必然生成，总结出文学的必然规律。文学中有许多必然的设定，但文学强调感受则使或然了必然，这就有必要借助人文一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其中的必然从必然中解析出来。如时代法制观点加强了，不少作品隐含着法的观念，法制文学更是如此。但不少文学评论家差几成为法盲，文学气质与法的气质有时有点势不两立，这就严重阻碍了文学评论家对文学中法的观念的阐释。正因为此，文学评论家与家的联姻、文学研究与探讨的结合有了基础。他们（它们）可以互相补充、互为阐释。比较文学当然不象用研究当代作品的评论那样从事这第一线的文学研究工作，而主要从理论上予以探讨，写出《文学与》的文章或专著，成为科际整合研究的一个方面的内容。
斯托尔克奈特曾以科际整合的方法写过一篇《文学与思想史》的重要论文。他说：思想史家“能了解各个时期里的大量思想”，并发现“某种思想总和每一个他研究的作家有联系”，文学和思想的演进有时在同一时代中出现，这其中有若干共同模式值得研究，教运动到浪漫主义思想的推进，思想与文学几乎同时在发生作用，《旧约》和《新约》一直对文化、文学发生作用，雪莱的《未被征服的人》体现了斯多葛哲学，他的《阿多纳斯》生动地再现了柏拉图的时间，和的观念。如雪莱在一首诗中吟道：
这首诗看起来象导源于《理想国》里以太阳为中心形象的正统柏拉图主义。但是，文学毕竟不同于思想史，诗也不同于思想，当思想从一个头脑流向另一个头脑时，它在结构、方向、意义以及接受方式上有变化，人的头脑对思想的输入送出毕竟不同于传真电话和翻砂制模，文学之于思想尤其如此。斯托尔克奈特说：“诗歌里或文学里的思想的发展经常是想象的、象征的或比喻的。这和那种因强调定义和精确而带有书卷气的智力的或科学的论述具有明显的不同。思想家关心的是含义，希求的是多少保持严格的一致性。而有想象力的作家则通常更急于表明某种思想如何影响了生活，它又怎样烘托了拥有这种思想的人的情感。他不必花费心思去使他的读者相信，只有他的观点才是真实的或唯一的。”这就从文学与思想史的联系中走出而趋向两问的特征了。如此看来，“”前侯外庐教授用思想史研究了古典作品而被古典文学研究者贻笑，现在反过来后者可能被人讥讽为“比较文学盲”了。好在这种局面正在改变。
文学在一般文化领域中与自然科学、人文一社会科学有着联系与逆差，在艺术文化范围内也是如此。艺术中有好多种类；或文学、或音乐、或戏曲、或舞蹈、或绘画。文学只是艺术中的一种。科际整合中的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学正是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的联系与区别，用其他艺术理论来消解文学中的种种艺术方面的疑义，共同促进艺术的发展。如在当代文学中，刘索拉把音乐带进了文学，张炜的《古船》具有雕塑感等，这就要求评论家从音乐或雕塑中得到知识从而解构这样文学作品；也要求比较文学家从科际整合方面研究文学与它们的关系。
玛丽盖塞在《文学与艺术》中认为；“文学与艺术间存在着天然的姻缘，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认，这种姻缘本身就包含着构成比较分析之基础的对应、影响和互相借鉴。有时候，艺术家本人就意识到自己的主题、布局技巧、形式安排和思想的发展方式其实属于另一门艺术的范畴”，“对于比较学者说来，这一点的意义还在于：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并不是家的臆想，而是艺术家们自己也承认的事实。”苏轼对诗与画的认识，莱辛把造型艺术作为空间艺术，把诗作为时间艺术，时空的交织使它们互补等，都可以看做这方面研究的先例。总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已经极其迅急地完成了对比较文学长河中的几个最重要的码头的巡视，而要返回自身进行自审了：比较文学真的象有的学者说的是无力研究国别文学的人临时找到的栖居之地吗？比较文学离开了文化视域而能够进行研究吗？自己将如何为比较文学发展花些力气呢？然而，无论如何，比较文学的大河由不得谁的和阻碍，必将随着比较文化的大海奔涌向前，朝着它该去的地方迎浪冲去。
介绍为了借鉴，借鉴为了把握，把握为了创造。巡视完比较文学长河之后，现在应该让它的大波冲洗自己的头脑，用心思考一下比较文学的中国建设问题。
比较文化派生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离开母腹而与母亲唇齿相依。一旦比较文学脱离比较文化，则唇亡齿寒了。鉴于目前我国比较文学有游离比较文化而失之浅薄之嫌，我认为，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必然重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本已存在的天然关系，使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协调起来，调整目前的思维结构、知识结构、研究结构，使比较文学得到深入的长足的发展。这由不得研究者从比较文化中抽象出比较文学从而进行孤立研究，因为文学本是社会和文化的产儿，文学与文化更接近，文化的必然性促进了文学或然中的必然生成，文化的人化特征推动了文学越来越关注人为本体的问题。文学的体验、意象符号离不开文化，或者说，它们本来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比较文学的对象是跨国界的文学，文学是文化的衍生物，因此，比较文学必须结合比较文化才合其本性，顺乎本心，适其发展潮流。事实上，孤立地研究比较文学是难以成功的。记住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中的那句话吧：“在探究时不断变换姿势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得太久而僵硬。”比较文化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变换无数手法的广阔场地。它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舞台，任由比较文学的舞蹈家们翩翩起舞，长跑短跳，纵横驰骋，穷追猛赶或憩息休整。钱钟书之所以，不就因为他比较文化的根基雄厚而在这个大舞台上往来自如吗？影响比较对研究者知识素养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平行比较功莫大焉，但在浅尝者手下则轻浮急躁，无可颂可读之文。中国比较文学要真正世界，仅仅仗着是中华种族是不行的，必须对中国文化有透彻了解，对另一国文化的极强的透视力，才能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取得世界让世界仰慕中国的丰厚成就。“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连史书都不可句读，西文一种不通者夸夸其谈比较，岂莫见笑大方之家，享丑千古吗？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不可以研究，而是强调这种研究必须结合文化。研究者至少对所涉论题的文化背景、文化渊薮了然于心，他再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必定能取得好的成绩。这也并非否定比较文学的自律性，实是因为文学的自律即文化在其中的，所以，弄清文化更有助于研究文学。社会分工日趋精细，使各家执其一点不及其余，皓首穷经而无旁骛，但这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不经意的，因为只有广博才有比较。文化是相对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因而由文化而文学，由比较文化而比较文学是行之有效的。一句话，只有在比较文化基础上，比较文学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它还可以反过来作用于比较文化。我改变原有的介绍视界，而从比较文化入手介绍比较文学，其用意正在这里。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定义问题。我一向认为，为一个定义而煞费苦心，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不值得的。比较文学还很年轻，不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它的实践研究远远没有到为总结定义而总结定义的时候。基亚的定义不尽如人意，韦勒克、雷马克的定义未尝正确，后者的贡献不在定义，而在或重新确立了比较文学的方向，而在韦勒克写出的《康德在英国》、《文学理论》（与合作），《的概念》、《近代文学史》那能显示实绩的著作。中国学派也不是一个定义问题，目前主要是一种有的实际探讨的问题。实践出真知，实践能产生定义。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刘若愚提出的比较诗学已为广泛接受，在当今比较诗学研究中，中国人的研究水平是最高的。它已向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新的方向，新的介入视角。有人把科际整合在一国内的研究称为非比较文学，认为只有用人提出的非文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才算是比较文学。实则不然，美国人用美国形成的自然科学、人文一社会科学、艺术理论的方法研究福克纳、海明威、艾略特、庞德、奥尼尔、涡比、金斯堡、凯如阿克、海勒、冯内古特、巴思、品钦、巴塞尔姆、奥达茨、珀索斯、威廉斯、洛威尔、欧茨及其作品，作为科际整合看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陷入那种跨国度跨种族跨语言的泥潭而，这能有益于比较文学的发展吗？如果为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倒不如索性改变这种定义，认为：比较文学是在跨国度跨种族跨语言跨文化跨文学的诸方面中撷取一方面的跨度而进行的文学研究，如比较纯文学是跨国度跨种族跨语言的，科际整合则是跨文化跨文学的，只要具有这五种跨度的任何一方面的文学研究即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相对国别文学、纯文学研究而言的，它主要研究具有这五种跨度的人类生产的联系史，为人类的文明的相互渗透、作用为共同目标的发展做出贡献。由此可见，定义是意向的，即是被给予被限定的。科际整合改变了原来的定义，将来新的学科出现也可能改变现有的定义，我们目前的主要视点应在扎实深入的具体研究之中。
完全正确，建立中国学派是必要的。这有一个时间和实力问题。、日本、英国并没有显赫的至少与法国、美国比肩的学派，但它们的比较文学成就一样为世界所瞩目。如果法国、美国只有基亚和韦勒克在那里出一本小，写一篇文章，它们的所谓学派也空洞无物。我在这篇应《文艺报》之约写的连载介绍文章里之所以不用学派之称，改用比较方法，并举若干中国例子，是想证明所谓学派不过提供了一种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作为方法是遍及全球的。建立中国学派旨归在建立新方法，不一定在即刻动手建立新定义。事实上，建立了新方法，新定义也不言自明了。正因此，在建立中国学派的过程中，主要精力应放在具体研究中，并辅之以恰当的理论方法的总结和阐释。
再有一层，比较文学的时空取向问题。我指的时空取向是指断代文学的比较，如中国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与同期的文学的比较，这种比较要注意各时代的社会属性和可交流性程度的比较。不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即我国明末的万历、天启、崇祯时代，欧洲传教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送宝，仅意大利马切拉塔人利玛窦一人1583年由澳门抵达中国内地，先后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1601年定居，率其部下先后在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武器军火制造学诸方面传教华人，对中国文化史产生了不少作用。那个时候，正处于文艺复兴向古典主义演进的阶段，封建力量与中国同等力量还可比较。这以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可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才真正在总体上结束了封建社会。这两种不同社会产生的文学有不同的社会及文化属性，不看到这种属性笼统地说文学比中国文学高明是不科学的。文化背景不同，比较参照系也应不同。如果拿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与同社会属性的文学比较，中国文学恐怕伟大得多。我在1986年6月2日大学文化学会成立大会上谈到这一点（见《大学文化学刊》第1期第129页）时，有同志认为这是一种迂括的科学主义，其理由比较的目的是为了现代化、反传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宁可那些时空参照。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我们过去科学研究实用主义太盛而失去了科学，评法批儒即如此，这方面的教训太深了，必须吸取。任何比较必须以时空为参照系，失去这一点就失去科学性。我们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高于同时期的文学，并不等于我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文学的艺术美。恰恰相反，我国没有这种文学，也没有自己这方面的传统作为参照，对彼岸文学越发要冷静、严肃、科学的对待，其中的精华完全可以吸取。我们现在对外，大量译介近现代文学、文论，为什么？不是为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吸收它们的长处扩充自己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条件下的文坛缺乏可交流性，现在不在加速的改变吗？因此，建立在科学的时空参照下的比较文学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越是科学的，其实用性反而越大；反科学的则只能是庸俗的实用主义。因为实用也需要科学，实用本身是科学的，才有价值，才能用得其所，才能发扬光大。所以，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具有文化态度、实践态度、科学态度。
与它们相一致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必须建立正确的思维态度。以目前的研究而言，比较诗学的思维作风存有问题，动不动就认为中国诗学是表现的，诗学是再现的，两者趋合即为未来，似乎这就是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思维。然而，辩证思维的核心是处在运动中的否定之否定的展开过程，而孤立地说一种是表现一种为再现则是静止的封闭式的模式，既没有运动感，也无否定之否定的，其辩证思维究竟在何处？而且，辩证思维强调的是事物的运动，具体运用到比较文学中，是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的运动过程，即中国诗学有中国诗学的运动过程，否定表现又否定再现而又肯定表现肯定再现的过程。既如此，那么在根本没有弄清一个国家的诗动规律的前提下谈比较诗学，难道不是失之轻率吗？正因为这样，在目前的研究中建立正确的思维态度，吸取吸收人类一切科学的思维观念是必要的。
至于关于比较文学的层次界定问题，我在《文艺学构架论》中已谈过了，它属于文学史研究之一种，不属于国别文学史，也不属于世界文学史，而是属于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理论根本上是一种文学史论或文学的历史哲学，不同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尽管它具有后者的某些因素，但这些因素原则上不能取代它在文学史研究中的特殊；尽管科际整合已近延伸到文学理论和之中，但是，它毕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方面，它的地位决定了它处于文学史论的格局之中。
针对时势，说了如上的话，算是我对现阶段比较文学的理论思考吧。综而言之，我以满腔的热血期待着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建立正确的文化态度、实践态度、科学态度以及思维观念和层次观念。
进而言之，我更是热血奔涌般地期待着我们的文学巨鹰先立足在扎实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石上，继而超越之，腾飞起来，飞向那四射的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