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 (1962-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7度入选)，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学术外译两部著作的入选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文2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计600余万字，译作10余部计350余万字。结集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2017繁体字版)。
（本文发表在《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23-130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号推出。）
摘 要：“学”学科建构的基石是若干学术概念与学科范畴，需要从自古及今、源远流长的中国翻译史与翻译思想史中加以发掘、整合与提炼，还需要将外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思想加以参照。为此，在“学本体论”层面上，提出并界定了“译/翻”、“可翻不可翻/可译不可译”、“迻译/释译/创译”三组概念，以此作为生成的概念；又提出并界定了“归化/洋化/融化”、“正译/误译/缺陷翻译”、“创造性叛逆/性叛逆”三组概念，以此作为评价与研究的概念。这两组概念又都涉及“翻译度”这个概念。通过论证这些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又在“学关联论”的层面上，阐述了“学”与一般翻译学、与译介学、与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关联性，从而确立了“学”的学科定位，论述了其独特的学术功能。今后，还需进一步强化“学”的理论自觉，使其在翻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翻译学”学科体系建构的瓶颈,就是学术概念的提炼严重不足，学科范畴严重缺乏，不得不更多地借用传统的语言学、文学乃至文化理论的概念。这实际上是来自的正统翻译学及其思想创造力衰微的一种表征。我国现代翻译研究理论的基本概念有 “信达雅”、“神似/化境”等，有来自外国的 “直译/意译”、“等值/等效”、“/叛逆”等；当代“译介学”的基本概念有“创造性叛逆”等，大多借助于外来概念或古人的概念，属于当代中国学者独创的概念极为缺乏，而且概念范畴的数量太少，不足以建立一个的理论系统。我们应该努力另辟新径，改变这种状况,因而有必要提出“学”的学科构想。“学”的理论体系能否形成，作为一个新学科能否成立，最关键的是能否提炼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学术概念，能否把这些概念用作“学”的学术范畴并阐明诸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此，首先要将诸范畴提出来并予以界定，再简要勾勒出诸种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简要说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学”的理论体系结构示意图，并以此统领整个“学”的阐述与建构。
“学”作为以“”为本体的学科，作为“之学”[1] ，必须首先从理论上阐明生成的内在矛盾运动，生成的方法、途径和过程，这就需要创制关于生成的一整套概念。为此，就需要从最原初的一个概念———“翻译”的辨析入手。
“翻译”作为从原语到目的语内在转换运动的概括，不仅是一个学科的名称，也是关于生成的最基本的概念。“学”需要对“翻译”这个概念加以反顾、再审视和。在这个问题上，就需要打突破翻译学“翻译”定义的。拉丁语的 “trans latus”及来自拉丁语的英语“translate”一词，原义都是“摆渡”、“运载”的意思，指的是从此处到彼处的平行的运动和输送,这是对于在西语系统内进行语言转换的状态过程的描述与概括。在这里实际上并没有翻山越岭的“翻”，只有一种平行移动的“译”或“迻译”的运动。当我们把它们翻译成“翻译”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中国人对“翻译”的独特理解。
考察中国古代翻译史，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翻译”概念，实际上是由“译”与“翻”两个概念合并而成的，是对“译”与“翻”两种语言转换方式及生成方式的概括。汉语的“翻译”概念，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有一个漫长的、逐渐的形成过程。东汉之前，由于汉民族与周边“夷狄戎蛮”之间语言的隔阂，没有后来的梵语与汉语那样差别巨大，因此在转换过程中，不太需要幅度很大的“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用一个“译”字即可概括。东汉以后，梵汉翻译的实践，使翻译家们开始意识到在“传”、“译”或“译传”中，还有一种空间立体的大幅度“翻转”式的解释性的交流与置换活动，并名之曰“翻”，并由此产生了“翻译”这一概念。进而模模糊糊地认识到，虽然 “译”中有 “翻”，但 “翻”与“译”是两种不同的手段与活动，两者相反相成、互为补充。如果说“翻”是站在原作对面的一种模仿，那么“译”就是站在原作旁边的一种传达。 而且“翻”与“译”的问题跟“文”与“质”的问题也密切相关，用“译”的方法产生的往往是“质”的，即质朴的；用“翻”的方法形成的往往是“文”的，即有文采的。又认识到有些东西是“不可翻”的，例如玄奘提出了“翻”的主张，是因为原文中有的词的发音具有神秘、神圣性，或者一词多义，或者汉语里原本就没有对应的词等等，这些“不可翻”的情况只使用“译”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中国传统的“翻译”这一概念中，发现古人对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途径、方法与功能的思考。“翻”若翻转，在这一点上，倒是日本人的体会与表达似乎更为细腻些，日语中“翻译”(翻訳)又写作“反訳”(反译)，似乎体了“译”需要“翻”，而与原文是“反”的关系。翻译正如将手掌翻(反)过来一样。这界翻译理论史上，恐怕也是最早的发现。总之，中国古代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对“翻”的发现，对“翻”与“译”两者辩证关系的认识，最终导致了“翻译”这个相当科学、又相当艺术的概念的产生，并寄寓了丰富深刻的译学思想。但是，一直以来，翻译研究界对传统译论中“翻”的理解一直远远未能到位，也没有专文对此加以讨论，从而制约了人们对“翻译”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
“译”与“翻”二字，也是生成的基础概念或母概念，其他概念都是从“译”、“翻”中衍生出来的。
“译”与“翻”的区别，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可以以此来观照并解决中外翻译理论史上长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关于“可译/不可译”的论争。
翻译史上的“可译/不可译”的讨论与争论，反映了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活动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体察与认识。中外现代翻译史上的“不可译”论,主要体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尤其是诗歌翻译中。说诗歌“不可译”，一是诗歌“音声”的不可译，二是文体、诗型不可译，三是特殊语言修辞不可译，四是风格不可译，五是文学之“味”不可译。但是，“不可译”论者对“译”的理解是狭义的。他们只关注了文学 (诗歌) 的外部形式，因为无论是音声、文体、诗形，还是风格，都主要是呈现在外部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通过“译”的方法，平行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主张 “不可译”。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翻译活动的途径其实不仅仅是“译”，还有“翻”。然而在“不可译”论者的意识中，几乎没有“翻”的意识的存在，或者从根本上就否定类似“翻”的行为；而“可译”论者，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翻”的存在，在具体的描述中也朦朦胧胧地勾画出了“翻”的轮廓，但却没有诉诸“翻”的概念。或者说，已经走到了“翻”的跟前，但是缺乏概念上的理解与确认。于是，“可译/不可译”的论争，就断断续续持续了百年。殊不知这个问题早已经在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中得到阐发和基本解决，但到了现代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由于受翻译理论的支配影响，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有关阐释却被人忽略了、遗忘了。结果还是“可译”论者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可译”论，而“不可译”论者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着“不可译”论，没有结论，也没有共识。实际上，在“学”的理论建构中，“不可译”与“不可翻”相反相成，唯其“不可译”，所以才“可翻”；唯其“不可翻”，所以才“可译”。这样一来，关于“可译/不可译”的无休止的争论即可平息。而生成的方法也就有了左右逢源、非此即彼的选择。“可译”的就译，在通常情况下不必“翻”；“不可译”的就不要硬译，势必要“翻”。“翻”与“译”的结合和配合，使得翻译拥有了更大、更多的可能性、可行性。
如果说,上述的“翻”与“译”、“可译/不可译”和“可翻/不可翻”是生成的基本方法，那么 “迻译/释译/创译”则是生成的具体方法。
关于翻译的具体操作方法，学界一直使用的是“直译/意译”这对概念。其中“直译”一词是中国古代翻译的概念，指的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而不经胡文(西语文字)转移，是“直接译”的意思，与“转译”相对。近代日本人把“直译”的意思改变了、了,再配上“意译”一词，以此来翻译的相关概念，形成了“直译/意译”这对汉字概念，并传入中国，一直流行至今。但是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看似泾渭分明，实则一直界定混乱、具体操作方法不明，在中外翻译理论史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纠缠不清，其中有许多问题令人困惑。例如，“直译”和“意译”是对立的吗？“直译”和“硬译”、“死译”有什么区别？要把“意”译出来，就不能“直译”吗？“意译”与“曲译”、“歪译”乃至“胡译”有什么区别？“直译”的目的难道不是把“意”(意思)译出来吗？“直译”能否译出“意”来？“直译”若不能译出“意”来，岂不是让读者不知所云,即严复所说的“译犹不译”吗？由于这对概念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上的诸多混乱和困惑，当代一些翻译理论家强烈主张摒弃之，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其他词取而代之。
为此，“学”提出了生成的三个基本概念，一是“迻译”，二是“释译”，三是“创译”。主张抛弃“直译/意译”这个二元对立的概念，并用“迻译/释译/创译”三位一体的概念取代之。
所谓“迻译”，亦可作“移译”，是一种平行移动式的翻译。“迻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中国翻译史上，“迻译”大都被表述为“译”、“传译”、“译传”，是与大幅度翻转性、解释性的“翻”相对而言的，指的是将原文字句意义向迁移、移动的动作。“迻”是平移，它只是“译”(替换传达)而不是 “翻”(翻转、转换)。“迻译”与传统方法概念“直译”也有不同。“迻译”强调的是自然的平行移动，“直译”则有时是自然平移，有时则是勉为其难地硬闯和直行；而“迻译”中不存在“直译”中的“硬译”、“死译”，因为一旦“迻译”不能，便会自然采取下一步的“释译”方法。
“释译”是解释性翻译，在具体操作中，有“格义”、“增义”和“以句释词”三种具体方法。广义的格义就是拿汉语的固有概念，来比附、格量、解释外来词汇概念。如翻译用中国固有的的词汇，来释译有关佛教词汇。“增义”是利用汉字汉词来释译原语的时候，使得汉语本来的词语的含义有了拓展和延伸。例如，在用“色”和“相”来释译梵语相关词汇的时候，便使“色”、“相”的含义有了增殖。“以句释词”是在没有对应的译词的情况下，用一句话释译一个词，例如，把日本的“物哀”译为“感物兴叹”等。
“创译”是创造性或创作性的翻译，分为词语的“创译”和作品篇章的“创译”两个方面。前者创造新词，后者通过“文学翻译”创作“翻学”。“创译”所创制出来的译词，会被袭用、模仿，也为后人的“迻译”提供了条件。在文学翻译中，“创译”则是在翻译家自主选择“迻译”、又能恰当“释译”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带有创作性质的译品，也就是“译作”，是“翻译”与“创作”的完美融合。
“迻译/释译/创译”三种方法的运用各有其难。相比而言，“迻译”难在是否选择之，“释译”难在如何解释之，“创译”难在能否令原词、原句、原作、再生。可见，从 “迻译”、“释译”到 “创译”，构成了由浅入深、由“译”到“翻”、由简单的平行运动到复杂的翻转运动、由原文的接纳、传达，到创造性转换的方法操作系统。
在“学”的建构中，上述的“生成”的概念，概括的是的产生环节，而面对既成的，“学”还要做出评价,进而加以研究。这就需要相应的关于评价与研究的一整套概念。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就如同一杆秤没有刻度、没有秤星一样,我们就不拥有评价的元话语、就失去了评价的依据与标准，就不明确研究的角度、层面或切入口。为此，学确立了如下三组概念。
“学”从研究、评价的立场出发，需要对当代流行的“归化/异化”这对概念加以检讨和反思。
在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中，“归化/洋化”这对概念是对翻译策略与的文化风格的一种概括。1990年代中后期“文化翻译”派的主张传入中国后，“洋化”或“西化”便被一些人置换为“异化”一词，表述为“归化/异化”。但“异化”作为哲学概念指的是从自身出力量，以此取代翻译上的“洋化”很容易混义串味，因此，我们有必要准确地标记为 “归化/洋化”。从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看，“归化/洋化”的论争经历了从“归化/洋化”两者调和的过程;从中国翻学史上看，、译作也经历了从林纾时代的“归化”到鲁迅时代的“洋化”，再到朱生豪、傅雷时代将“归化/洋化”加以有机调和的过程。两者的调和可以用“融化”一词加以概括，由此可形成“归化/洋化/融化”三位一体的正反合的概念，用以矫正“归化/异化”这对概念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偏颇，并以“融化”这一概念对的文化风格取向与加以描述与概括。翻译中的“融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是翻学值得提倡的文化取向。
“正译”一词,意即“正确之翻译”。这个词是北朝末年至隋朝初期的僧人彦琮在《辩证论》一文中提出来的。在古代翻译理论及概念体系中，与“正译”相对的、相当于“误译”的概念，有“不达”、“乖本”、“失本”、“失实”等。
在“学”的中，试图建立一个概念系统，以加强对错判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假如像以前那样，仅仅使用“误译”或“错译”，那么这个词在没有相应概念的对应、牵制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概念，而只是一个缺乏性的普通判断词。同时,“学”也没有简单的使用“正译/误译”二元对立的概念，而是采用了“正译/误译/缺陷翻译”三位一体的概念。因为，在实际上的中，并非除了“误译”就是“正译”，或者除了“正译”就是“误译”。在“正译”与“误译”之间，还有虽不完美、虽不完善、还说得过去，但又存在缺陷的翻译。这样的翻译实际上比“误译”要多得多，而且，若不是的误译，那实际上就属于“缺陷翻译”，若不是完美无缺的翻译，那可能就是有缺陷的“缺陷翻译”。人无，金无足赤，翻译也很少有完美无缺的翻译。因此，不仅仅是要“正译”、指出“误译”，而更重要的，是要对有可取之处、对未臻完美的加以指陈和分析。这样一来，“缺陷翻译”作为一个概念，就显得特别必要、特别重要了。
“缺陷翻译”一词，在我国翻译与翻译理论界，迄今为止一直未见使用，更没有成为一个概念。“学”所使用的“缺陷翻译”，是介乎于“正译”、“误译”之间的一个概念，是指既没有达到“正译”，也没有完全“误译”的中间状态，换言之，“正译/缺陷翻译/误译”是三个并列的概念。
有了“缺陷翻译”这个概念的介入，我们在实践中，就会打破“正译”与“误译”的二元论，而在“正译”、“误译”的中间地带，发现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缺陷，分析缺陷形成的原因，而达到弥补缺陷、不断优化翻译的目的。
从“学”的立场来看，“译介学”所推崇和提倡的“创造性叛逆”这个判断应该是有限定条件的，它只是对作为文本的“翻学”的一种判断用语，而不能适用于作为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的“文学翻译”。具体而言，“叛逆”只是对“翻学”实际状态的一种描述，因为“翻学”是不可能百分百地再现原文的，总有对原文的有意无意的、丢弃和改变。在翻译研究中，尤其是在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中，应该正视“创造性叛逆”现象，并对“创造性叛逆”在跨文化与跨文化理解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否则，便会导致对“翻学”价值的贬损。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语言转换行为，若只讲“叛逆”而不讲“”，那么翻译将其性，成为一项极不严肃、随意为之的行为。
而且，就“叛逆”而言，也不只是“创造性叛逆”，而是有着“创造性”与“性”的两个方面。换言之，既有“创造性叛逆”,也有“性叛逆”。由此，“性叛逆”这个词就不得不诞生出来，以此作为“创造性叛逆”的对义词，并以此来解释“叛逆”的消极面或负面。只有看到“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
在“性叛逆”中，“误译”是最常见的。然而一些论者却明确地将“误译”列入了“创造性叛逆”的范畴，忽视了“误译”的“性”。实际上，误译，无论是自觉的误译还是不自觉的误译，无论是有意识的误译还是无意识的误译，对原作而言，都构成了损伤、扭曲、变形，属“性的叛逆”。诚然，正如“叛逆派”的一些论者所言，误译，特别是有意识的误译，有时候会造成出乎意外的创造性的效果，其接受美学上的效果也是正面的。但是，这种情况多是偶然的，是很有限度的。事实上，误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的水平不足、用心不够造成的，因而大多数情况下“性叛逆”属于翻译中的硬伤，是引以为耻的。因此不能以此来无条件地肯定误译。不能把出于、疏忽等翻译水平与翻译态度上引发的误译，都称之为“创造性叛逆”。
上述生成的三组概念、评价与研究的三组概念，都涉及到一个如何准确理解、如何恰当运用这些概念方法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翻译度”的问题。所谓“翻译度”，就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传达、转换过程中的程度或幅度。它首先表现为生成方面的“度”，具体包括“译”与“翻”的度、“可译不可译/可翻不可翻”的度、“迻译/释译/创译”的度，这些都是翻译家需要掌握的“度”;同时也表现为评价的度,是评论家、研究家在评价、研究中需要掌握的度，包括“归化/洋化/融化”的程度、“正译/误译/缺陷翻译”在中出现的频度、“创造性叛逆”与“性叛逆”的分辨度。
“学”提出的“翻译度”是上述的两组、六对概念的衍生、延伸概念。例如，“翻译度”作为生成的“迻译/释译/创译”方法的延伸概念，是“迻译/释译/创译”制约概念。这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和把握。第一，“翻译度”是“迻译/释译/创译”三种方法各有其“度”，其中，“迻译”要到位，“释译”要合意，“创译”要适度。“迻译”若不到位,就是过犹不及;“释译”不合意，就是过度释译或释译不足;“创译”若失度，就是过于叛离原文。第二，“翻译度”是就“迻译/释译/创译”三者的关系而言的，也就是如何恰当选择和使用这三种方法。在同一篇中，平行移动式的“迻译”的成分太多，就会造成“翻译度”不够;解释性的“释译”过多，则往往会溢出原文;创造性 “创译”太多，则会叛离原文。而“释译”、“创译”不足，则会造成的生涩不熟、洋腔洋调太浓，令读者皱眉摇头。要言之，翻译的失度，是造成缺陷的主要原因，有时也是造成“误译”的重要原因。因此，对“翻译度”的恰当把握是成败的关键。翻译家的主体性、创造性，也主要表现在对“翻译度”的把握上。翻译之“度”不是死板的、被的刻度，而是供翻译家灵活把握的“度”，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创造的“度”，是在、限定中得到创造的“度”。因此，“翻译度”的问题也是翻译中的艺术问题、美学问题。与此同时，家、研究家对翻译家的这些 “翻译度”的准确拿捏与把握，也伴随着与研究的整个过程。
综上，“学”作为翻译研究新范式，确立了一系列基本的概念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图示如下:
由上图可以看出，作为翻译研究的三种形态之一，“学”是在对“翻译学”和“译介学”的继承与超越的基础上得以成立的，其重心在“”。“学”有“生成”和“评价”两组概念群。
其中,在“生成”的概念群中，“译”与“翻”是基本概念，“可译不可译/可翻不可翻”是表示“译/翻”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限度的概念，“迻译/释译/创译”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具体操作的翻译方法概念，“翻译度”则是对“释译/创译”中的“翻”的幅度、程度加以拿捏与把握的概念。从“译/翻”到“可译不可译/可翻不可翻”，再到“迻译/释译/创译”,最后到“翻译度”，显示了生成过程的逐渐展开与细化。
在“评价”的概念群中，“归化/洋化/融化”是对翻译策略与文化取向的判断，也是对总体文化风格的评价;“正译/误译/缺陷翻译”是质量的评价概念，也是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创造性叛逆/性叛逆”是专对“叛逆”现象及其性质所做出的二分法的价值判断。从作为翻译行为之结果的来看，所有的都不可能是原文的对等再现，对原文多多少少都有所“叛逆”，而“叛逆”的效果与结果如何，是“创造性叛逆”还是“性叛逆”，是在评价中必须做出的判断。而在这些环节中，也有一个需要评论家、研究家把握的“翻译度”。
“生成”与“评价”两组概念群，对已有的“翻译学”、“译介学”的概念范畴有所、有所丰富，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学及翻译研究中只有“信达雅”、“直译/意译”等极少数概念，难以建构起翻译学自足的理论体系这一重大问题。两组七对(个)概念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构成了“学”相对严整的理论体系。
“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使得传统“翻译学”以语言学上的“语言”现象，转移到了文学上的“文本”现象;也使得“文化翻译”学派的宽泛的“文化”现象，转移并凝聚到“”本身。也就是超越已经盛行了多年的“文化翻译”的研究模式，从翻译的外围翻译的核心，从外部文化观照内部的研究，也就是重返译本。
需要强调的是，“学”的重返文本，并不是简单地重返传统的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学”需要吸收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从具体语言现象入手的微观的方法与，但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重在具体的语言转换的对错、正误分析，而常常缺乏总体的的审美观照。“学”把语言分析作为一个切入口，同时重视本身的审美价值，吸收文艺学派的文本与美学判断的方法，但也不重蹈文艺学派忽略语言分析的旧。“学”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如今仍在盛行的“文化翻译”、文化学派及“译介学”的研究模式，不忽视对翻译的“中介”、“媒介”性的研究，而是要在扎扎实实地对“”本身进行研究与的基础上，再旁及翻化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在忽略乃至的基础上，进行大而无当的翻化的描述性研究。
总之，“学”接受传统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的底蕴、接受文艺学派翻译研究的美学立场，接受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宏阔的文化视野，接受“译介学”关于翻译是文化交流之媒介的观念。但这一切，都要从的分析研究出发，并牢牢地落实于。在“学”的研究范式看来，“”是翻译活动的目的指归，也是其最终的形式，“”凝聚了翻译研究的全部要素，“”的研究，就是翻学、翻本的本体研究。因此笔者15年前在《翻学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提出的翻译研究的六大因素，即“时代—原作家—原作品—翻译家—(译作)—读者”[2]中，“”是“学”的中心，“学”站在“”的角度，可以前瞻四个要素，即 “时代—原作家—原作品—翻译家”，可以后顾后面的一个要素，即 “读者”。也就是说，其他五个要素，都是“”这个要素的前后延伸。
以上“学”的理论范畴及其关系是 “学”的本体论。除本体论之外，一个学科的建构，还必须确认该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或关系，就“学”学科建构而言，所谓“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或关系”就是“学关联论”，就是要阐明“学”与一般翻译学、与译介学、与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学科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学”对这些学科所可能发挥的效用与功能。
第一，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学”属于“翻译学”(一般翻译学)的一种类型，可以说它是一种以观照“”为中心的“特殊翻译学”。在现有的一般“翻译学”的著述建构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存在着将“翻译学”混同于“翻译理论”，或以“翻译研究论”来代替“翻译学”学科原理的倾向，并且都把总结翻译规律并指导实践作为翻译学或翻译理论的旨，而作为翻译活动之最终结果的“”因其脱出实践过程之外，故而被撇开不论;现有的翻译学类的著述几乎都没有对“”做出论述，更没有关于“”的专章或专节。由于把“翻译学”看做是理论—实践体系而不是知识体系或思想体系的建构，也就未能提炼、创制出属于翻译学特有的若干基本概念与范畴,影响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体系化和思想化。从这个角度而言，“”是“翻译学”或“一般翻译学”的薄弱环节。要使 “翻译”从动态实践活动转为静态的知识形态并加以观照，就特别需要强化“”在翻译学建构中的地位，让“学”的概念范畴成为“翻译学”概念范畴的一部分，并把“学”的概念提炼方法与建构原理延伸到一般翻译学中，以使翻译学逐渐臻于完成、臻于完善。这是作为特殊翻译学的“学”对一般翻译学应有的作用与贡献。
第二，是 “译介学”与 “学”之间的关系。“译介学”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创制的第一个比较文学理论概念，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特色亮点。以“译介学”的名义将翻译学的一部分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较之笼统地把“翻译研究”或“与翻译”纳入比较文学，显然更符合学理，也更名正言顺。但“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价值功能是有限度的，“译介学”的对象是“译介”而不是“”，它所关注的是翻译的文化交流价值而不在乎本身的优劣美丑。虽然译介学也提出了“文学翻译”与“翻学”的概念上的区分，但它的重心却主要是为了说明“创造性叛逆”的存在，而不是全面地、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翻学”或“”。因此，“译介学”的关键字是“介”字，它所能处理的实际上是“文学翻译”而不是“翻学”。作为“译介学”的核心价值观的“创造性叛逆”论，也只能适用于对“翻学”特征的描述(作为既成品的“翻学”不可能是对原文的等值等效的转换或替换)，但却不适用于作为行为过程的“文学翻译”。因为一个翻译家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若以“创造性叛逆”为追求，则必然有违翻译的旨，而由“翻译”译述、翻改式的“创作”。“译介学”的这些理论主张的特色与局限正需要“学”加以补正。“学”在“创造性叛逆”之外，提出了“性叛逆”的概念;“译介学”是以“介”(翻译作为媒介)为中心的翻化的研究，“学”则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翻学”的研究。简言之，本质上“译介学”属于文化研究，“学”属于文学研究。“译介学”为“学”提供文化视野，“学”可以补足“译介学”视角的偏失与不足，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第三，是“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翻译问题是比较文学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比较文学需要观照文学翻译与翻学，翻译学也要借鉴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的观念与方法，因此我们不能像一些欧洲学者那样把“比较文学”与“翻译学”两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翻译研究兴盛”必然导致“比较文学衰亡”。要把翻译学、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通起来，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把“学”纳入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中。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中，只有“译介学”而没有“学”。诚然，“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的章节加以论述是必要的。但是，“译介学”不能取代“学”，因为比较文学不能仅限于文学关系、文化关系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跨”的边际性、边界性或边境性，还要找到得以立足的特定文本，那就是“”。因此需要把“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使之与“译介学”并立。只有这样，比较文学才能拥有“”这种属于自己的“比较的文学”，才有供自己处理和研究的独特文本———。只有落实于 “”，才能克服边际性、中介性的关系研究所造成的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倾向。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资源逐渐减少，特别是有限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可为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无穷无尽的研究文本资源，从而打消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和学科衰亡论。
第四，是“学”与“外国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外国文学”这个概念覆盖“翻学”。例如中学课本上的外国文学，明明是，是翻学，却称之为“外国文学”;大学中文系的以为讲述和阅读对象的课程，明明是翻学性质的课程，却称为“外国文学课”。在这种“泛外国文学”的语境中不可能产生“学”的观念与概念。另一方面，我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外国文学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者所依据的常常不是外文原作而是，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只有对外文原作所进行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由于既脱离了原文，或不以原文为主，又没有原文与转换的“学”意识，故而在研究中不可能探究从语言到文学，从翻译到的内在机制，而只能采取社会学的、历史文化学的或文艺学意义上的“作家作品论”的模式，习惯于在主题、题材、人物、叙事情节等层面上展开作品评论与作品分析，以主观性、鉴赏性的“评论”，混同、取代、掩蔽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导致了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化、浅俗化弊病。在这种情况下，“学”的介入有助于对这种倾向加以遏制与矫正。“学”有助于促使研究者意识到与原文的不同。只有具备“”的概念，才能具备“原文”的意识，而只有面对原文，才能使外国文学研究成正的“外国文学”的研究。“学”还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脱节，引导研究者深入到文本的字词层面，得以见出文学的内在腠理。
综上，通过对生成与评价的两组七对(个)概念的界定与简要阐释，提出并确立了“学”的一整套理论概念和学科范畴，论述了诸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确立了“学本体论”，又阐述了“学”与一般翻译学、与译介学、与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些相关学科的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关系，明确了“学”的学科定位与学术功能，确立了“学的关联论”。在基础上形成了“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建构。它可以表明，“学”作为一个学科内容很丰富、研究对象很明确很聚焦、学科视域很开阔的一个学科，理论上、学理上可以成立，实践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今后，还需进一步强化“学”的理论自觉，以具体的研究实践不断地加以充实，运用其学科理论对我国源远流长、积淀丰厚的翻学加以发掘、观照、评说，加以研究和阐发，凸显翻学在我国文学中的重要，进一步发挥翻学在沟通中外文化中的作用和价值，这也是“学”学科理论建构的旨之所在。
[1] 王向远:《翻译学·译介学·学——三种研究模式与“学”的立场方法》,《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