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结构层次分为：地域文化景观、地域文化风俗和地域文化性格。地域文化景观是表层和外观，地域文化风俗是中层，地缘文化性格是核心和深层放射源。
●地域文化的结构层次分为：地域文化景观、地域文化风俗和地域文化性格。地域文化景观是表层和外观，地域文化风俗是中层，地缘文化性格是核心和深层放射源。对地域文学的深入开掘，则应从地域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层层深入，最终发掘其文化性格。
●关注民族、地域文化已成为文坛的共识，无论表现什么样的生活，都要考虑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无形的巨手。
今年3月，是刘绍棠辞世20周年的日子。刘绍棠这批“”后复出的“五七战士”，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井喷式的创作在文坛掀起接二连三的轰动效应，从而成为引领文学发展的弄潮儿。而今，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不仅要纪念他们，而且要认真研究他们的创作成就和经验，从而作为今后文学发展的资源和。今天,我们已与他们当年的创作拉开较大的历史距离，在较长的历史背景上考察他们的创作，可以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孙犁说：“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恣肆汪洋。”轻易不称赞别人的孙犁，对绍棠的小说语言连用三个形容词：“甚多”“很深”“非常丰富”，可见其赞赏之至。“恣肆汪洋”的概括也极为准确。我曾将刘绍棠的小说语言树立概括为：（1）多声的音乐美：以四、六句为主体句式，从而形成鼓点般跳荡节奏的音韵主调，同时加入较长、较短的句子进行音韵调整；（2）多样的色彩美：以红和绿为语言色彩主调，同时又有橙黄青蓝紫，色彩斑斓；（3）多姿的形象美：不仅追求用字、遣词、造句的形象美，而且设置特定的语言情境，形象地塑造人物。正是这种“多声”“多彩”“多姿”，形成语言风格的“恣肆汪洋”。“恣肆汪洋”风格的背后，是丰厚的语言根基和丰富的语言资源。
刘绍棠小说的语言根基，一是京东农民口语，这是其文学语言的主体。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划右”后又在农村生活二十余年，具有很深的农村语言根基。二是古典文学语言。他对古代小说、经典名著之外，轶事、志怪、言情、武侠、公案等无所不读，还涉猎各种散文如诸子、史传、《史记》、六朝散文，各种诗词如历代诗、词、曲和辞赋等，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其三是民间戏曲和说唱艺术语言。他酷爱京剧和各种戏曲，喜听评书、小曲、大鼓等各种曲艺，深谙其语言的韵律感和音乐美。四是外国文学语言。他自认为“读外国小说比读中国小说多”，欧亚美小说无所不读，写小说从啃俄苏文学起家。这种语言根基，几乎涵盖了文学语言资源的各个方面，带有集大成性。刘绍棠语言的集大成性，不仅在于资源之广，更在于将这一切化入自己的心理机制，熔铸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刘绍棠说：“我运用农民口语时，常常以古典诗词和散文为师范，斟字酌句，推敲规整；希望能够多一句不说，多一字不写，句子要短，字要精当。”这是对古典文学语言和农民口语的“化”。刘绍棠还有各种各样的“化”。整体看，刘绍棠小说语言以京东农民口语为基础，用古典诗词文赋语言规范去炼字、炼句、炼意，以民间说唱艺术语言去润色音韵，加强表现力，并借鉴外国文学语言细腻、深刻之优长，熔铸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如《蛾眉》写道：
这一方，下卫，小伙子娶媳妇难，难于上青天。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好比追月，鸟飞高枝，不是心向，就是眼望天津；剩下的不那么水灵秀气的柴火妞儿，开口一要彩礼，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
地道的农民口语，被规整得凝练而含蓄；嵌入的古诗句，衔接自然，情趣内蕴；说书人的口气，铿锵的音韵，朗朗上口；化用古代辞赋的骈四骊六，铺张扬厉，对仗工整，更增澎湃的语势。令人称道的是，最雅的古诗句“难于上青天”和最俗的农民口语“吓出一溜筋斗”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可谓广纳熔铸，厚积薄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非集大成而何？关于外国文学，如1950年代的《瓜棚记》：“夏夜，运河南的瓜园里洒满乳白色的月光，闷热的南风吹得瓜架发出簌簌的幽响，浓郁的瓜香气弥漫着整个瓜园。”其旋律多么像优美的俄罗斯民歌。1980年代的中篇《村姑》，开头一段120余字竟是一个单句。前边80余字由四个动宾短语组成，最后一个动宾短语的宾语又是一个复杂的动宾词组，它的宾语带有由动宾词组、主谓词组和名词组成的七个定语。这一切不过是单句的状语。后边30余字，才是单句的主谓宾语，宾语又是一个由动宾结构作主语的主谓结构。这是一个非常欧化的长句。但有人却刘绍棠对外国文学借鉴不足。个中原因，我以为刘绍棠涉猎的外国文学多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和20世纪苏联文学。一则这些作家的风格已为中国文坛所熟悉，加之绍棠的融会之功，人们已浑然不觉；二则绍棠的古典文学太深厚，深厚到淹没前者的程度。简言之，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少了些。须知，绍棠创作的发轫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时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学仅有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文学，对现代主义可谓“不知有汉”。对绍棠语言借鉴的不足，似无须苛求。在同龄作家中，他的借鉴已是佼佼者。
刘绍棠的语言根基是对前辈作家经验的承继和发展。赵树理发掘山西农民口语的语言魅力，融会民间说唱艺术的语言营养，形成独步文坛的语言风格。柳青则在山西农民口语的基础上融入欧洲文学和古代文学元素，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刘绍棠踏着前辈的步伐，将各种语言资源冶铸得更为丰富、深刻。例如，他对辞赋语言的融会在小说界便有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歌方面有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这一切又成为后辈作家的艺术。如贾平凹的语言资源便有商州农民语言、古代文学语言、外国文学语言（主要是拉美文学、日本文学）等。他对古代文学语言的借鉴又有自己的特色：常常变现代语言的双音词为古代语言的单音词，形成语言的迟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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