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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全球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呈现出新特点，有了一些新发展。２００８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所编《日本国际政治学》四卷本出版，分别以国际政治理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和越境问题、地区研究和历史研究为主题。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出版了该套丛书的中文版。为学习和借鉴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由《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举办的《日本国际政治学》丛书研讨会在大学召开。特邀部分及专家，就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及中国和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比较进行探讨，以期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有所和借鉴。
日本型现实主义试图结合现实主义和主义的视角,可以为日本的外交政策提供,却无法为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提供帮助。原因在于,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过于关注外交政策,没有区分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的不同,以及社会科学方。随着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成熟,国际关系大理论创新的空间日益缩小,日本学界如果想要在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上做出系统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理解、接受和合理运用社会科学方。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一跃成为地区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亚洲地区“巅峰”的日本更是不满足于从当时国际秩序中获得的“利权”，了试图用武力秩序的侵略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低调”行事，长期以来淡出了大国关系的舞台。然而随着国内国际的变化，日本开始尝试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美国的“反恐战争”和中国的崛起从外部促使日本更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作为全球化的反作用，寻求更加“自主”的国内政治动向也使日本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和应对更为多元。这些变化如何在国际政治学的领域进行解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历史演进的背后，学术总会在台前幕后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国际政治学也是如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与国际政治相关的研究出现过起伏，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体现了日本在各个时期对国际政治和秩序的认知与解读。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是如何认识２１世纪国际政治的现实，又是如何对国际政治的发展进行展望和期待？读者或许可以从２００９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辑出版的一套四卷本《日本国际政治学》（以下简称丛书）中对此有所了解和得到。
提及日本时，读者或会自然产生“全盘西化”的印象，这种多少带有先入观色彩的观念也会影响对日本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看法。的确，近代以来，日本在接受和学习的政治思想、制度等各个方面“成绩优良”，“西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也包括学术界和本来就是引进的国际政治学。因此,丛书第一个印象就是学术引进的颇多。但是，正如日文“风土”一词所表示的，生根发芽到健全成长一定是与本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相互作用和结合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引进、学习、乃至创造、创新都是有机的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对国际政治理论引进与学习的积极态度，结合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的本土化创新，基于文献的历史研究的传统，以及与政治政策保持一定距离是丛书所反映出的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特色。
《日本国际政治学》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为纪念学会成立５０周年而从２００６年开始编写的。丛书分四卷，每卷包括一篇序章及正文１１章，共１２章，四卷共收录４８篇论文，分别以国际政治理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和越境问题、地区研究和历史研究为各卷的主题。其中，第一卷主要展现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当前的理论热点，以及日本学者认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日本特色。分别论述日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历程、现实主义理论及战后日本现实主义的特点、主义的案例分析、利用结构主义进行的言论分析和内容分析、外交决策模型对小泉外交决策的分析、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２１世纪“非对称性”的分类、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博弈论与东北亚经济政治关系、多主体仿真模型与国内极端派模型分析等课题。
第二卷是对当时依然势头强劲的全球化进行的学术回应，主要关注国际组织、非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学、少数族群、区域一体化等多少与全球治理和共同产品相关的课题，其核心是跨国问题、越境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性问题的产生（知识产权、公共卫生等关联性）、国际贸易机制与非贸易性国际机制的相互关系、非国家行为主体在提供全球公品中的作用、营利性非组织对国际问题的参与、女性移民与劳工问题、联邦制国家内部边界线的形成与民族界线的关系、化全球化下的民族问题、主权理论、内政与国际组织（联合国）参与构建国内新机构的关系、帝国与价值普世主义的关系、内政与国际和平的关系等。
相对而言，第三卷地区研究与第四卷历史研究都是日本国际政治研究中颇具特色的领域。特别是地区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地区研究是与殖民政策研究紧密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由于无法再利用侵略和殖民的条件进行更多更细致的田野调查（某种意义上在针对对象地区的研究“深度”方面有所下降），但视野更为广泛，在学术上对战前历史的否定倾向也有利于产生一批与战前方和历史观不同的研究。本卷主要包括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中的意义、武装冲突的地区与国际政治逻辑、欧盟为案例的地区主义、中国的“中国例外主义”、东盟的地区主义、中东地区能否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教与教、非洲的地区冲突与国家存亡、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苏联解体后的中域欧亚新地区概念、美国如何在全球化中平衡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等内容。按照猪口孝的说法，日本国际政治研究并不是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日本化”，而是将其中一部分进行“历史化”，而“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远比东亚的邻居们更加深深滴扎根于自己的历史土壤”，可见，历史研究对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第四卷的旨为尝试结合历史与理论，但实则主要讨论日本国内外对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史的研究动向。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发展和对时代的、西欧主权国家体系与国际秩序（两次大战期间）、外部视角与中国视角的东亚国际政治史、两次大战期间的日本外交与战争、美国的冷战外交与国内政治、欧洲冷战与经济文化缓和的作用、东亚冷战中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因素、２１世纪战争的新形态、近现代日本外交中的国际政治秩序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吉田主义等。丛书作者不乏名家（比如每卷的序章作者），也有很多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基本可以代表丛书所涉及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特别是在一些较新的研究领域，几位当时的年轻作者在今天不仅已经处于学术领军的，有的还成为参与决策的智囊，体现了当时丛书编辑者的“慧眼”。同时，可以一次性组织４８名学者进行众多研究领域的研究创作，也说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规模及学术组织能力。丛书主编曾自信地表示，丛书可以代表当时日本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并将为此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提供新的素材。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阅读这些论文，仍可得到不少，这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套丛书的价值。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在演进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引进与学习认定的先进事物，从古代学习唐制到近代师从西欧、战后“脱亚入美”，无不体现了日本的这一传统。丛书基本涵盖了当时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前沿课题，且几乎所有的论文都体现了较好的学术规范。至少就笔者较为熟悉的研究方向上,论文都达到了较高水准。这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的引进与吸收密切相关。丛书中的很多论文特别是每卷的序章中几乎都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美国引进规范、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说，作为对引进学习传统的沿承，日本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同样是以引进和学习为前提和基础的。
在日本的国际政治学中，学习和引进在各个历史阶段都体现了与“现实”结合、也可谓实用主义的特点。比如，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全面引进中非常重视国际法，以便在“道理”上能获得和列强的平等话语权，在实际中争取达到“文明”国家的标准以早日实现修改的现实外交目标等。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在日益参与国际政治的同时，日本这方面的研究却与学术日渐疏远，政治性和政策性研究占据垄断性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引进和学习，也与日本为何战败和战后如何重建、如何尽快从当时最“先进”的美国吸收学术营养密切相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化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议题后，日本学者也迅速进行跟进，学术关注的范围也明显并不限于经济。
学习可能比引进更加重要。丛书总体的学术性较高，很多文章在文献综述、写作架构上都颇有参考价值,体现了对国际政治研究理解的深度与广度。丛书第二卷专门用于论述全球化就是体现日本国际政治研究对研究前沿与深入的很好证明。对当代最热门话题之一的全球化予以特别关注体现了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现实性”，而提出全球化所面临的四个挑战，即存在内在矛盾的各种全球公品能否共存、私机制的兴起是否意味着多边主义的衰退、全球化与内政的相对化、一体化与是否会冲击现有国境等议题，并将讨论的核心从国家行为体转向个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等。即使在今天，这些议题依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也特别体现出日本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的细致。
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有了很大扩展，或许在一部分地区研究中研究质量因殖民地的而有所下降，但学术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多元化仍旧在总体上提升了地区研究的质量。另外，日本国际政治的发展还有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就是战后日本形成了相对的学术气氛并得以巩固。由于战后初期的和对战争的反思，“主义”渗透到各个领域，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冲击。由于没有了政治（至少在制度层面）和，学术得到很大发展。丛书中提到，尽管左右两派学者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但在寻求基于文献的研究这一方向性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对于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宣教式的研究和纯意识形态式的研究始终没有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不管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多大，各方研究形成了共同和尊重学术平台的共识，大多数学者会淡化研究的政治化和政策化色彩、力求尊重对“事实”的解读。正是这样的学术氛围确保了引进和学习的多元化方向。
正如日本没有成为第二个唐朝、也没有成为第二个欧洲一样，日本国际政治研究仍然有较鲜明的印记。比如，如果丛书，或许会发现在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上，在总体认同美国主导秩序的同时却仍积极发掘与欧美不一样的研究视角并得出新的结论。在论及中国问题时，也能自主性地表达对中国“特殊性”的了解和部分理解。甚至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出现过不少新理论的萌芽,比如田中明彦就指出德富苏峰、中江兆民分别于１８８６年和１８８７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实际上是在探讨现仍基本把持国际政治理论阵地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甚至还出现了对“安全困境”的探讨，由此认为，日本的国际政治学有其渊源而非仅仅来自于欧美。在建构主义研究中，日本对建构主义（规范、身份认同）的研究甚至较美国更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随着日本经济贸易发展及以主要角色国际舞台，从理论上探讨贸易摩擦以及日本经济的国际政治意义等方面都有所建树。这说明在某些领域日本对学术和现实动向的捕捉还是的。
但是，正如丛书中多次提到日本国际政治研究并不重视理论一样，与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理论化倾向相比，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更侧重历史或历史与理论相结合，较之军事史研究更倾向于经济史文化史研究。思想上的火花并没有发展出更多新的理论和方，而是逐渐被更多的性研究所融合，大量的研究和历史研究带动了相对薄弱的理论领域的发展。即比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体现了决策分析理论的特点。服部卓四郎在其《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就多有对当时战争决策中大本营海军、陆军部与内阁、天皇之间博弈的叙述，其中包含了组织过程模型、官僚政治模型等的理论构成因素。在本套丛书中，也有将艾莉森的决策模型与日本学者的研究相结合，进一步细化了决策模型的类型及内容。笔者认为，这种广泛性的不刻意追求理论创新而是结合研究传统的学术倾向，正是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特色和“创新性”。
日本的地区研究也有明显特色。“与美国相比，日本的地区研究存在着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地区研究的立场出发，对欧美理论与模型进行、否定的方倾向”，“地区研究在日本并没有被定位于学科之下，而地区研究在理解现代社会发挥着部分基础性的作用，实际上也进一步产生了缩短与国际政治学及国际关系论距离的效果”。即使在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整体性有巨大影响，日本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单纯是美国国际政治学的翻版，存在着在美国国际政治学中发生却没有在日本发生的若干现象”，比如，没有发生行为科学的论战，没有新现实主义与新主义之间的论战,也没有结构主义的论战等，而是出现了一些较具日本特色的潜在论战，比如，对历史研究和抽象理论研究意义的探讨，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理论的关系，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学和超越国界的国际政治学之间的论战等。
丛书还提到日本出现了“从重视亚洲内在发展逻辑的立场出发，试图通过超越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重视自生、自律性发展的现代亚洲地区体系”的学术动态。超越国家史、从地区史的角度审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种动向或许也可以为我国的国际政治学提供借鉴。
丛书或给读者以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缺乏“大国视角”的印象，特别是没有通过研究主动参与和“改变”国际政治现状的“意愿”。的确，战争失败、随后的美国占领、、日美同盟等因素都使战后日本内政外交呈现出与战前很不相同的特征，这也必然影响到学者对国际秩序和日本在其中的地位的看法,使得以“大国”自居的论调和研究几乎绝迹。但是，如果从学术视角看，日本国际政治研究还是具备学术上的“大国情怀”的。丛书涉及到的学术领域很广,尤为重要的是，在一些看似与日本“国家利益”并无特殊关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地区，其论文在问题意识和分析上仍力求有所新意，保持着一定的学术性。这些没有长期性的学术投入（无论是还是物质上的）是很难做到的。这种“情怀”或许也可算是创新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创新性研究大多仍关注对新现象的分析、探讨新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与刻意为之的“理论创新”仍有一定距离。比如，在全球化的研究中,丛书也承认，在以非国家行为主体为中心的研究中，尽管在国际组织与非组织、以市场与国家关系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移民、外国劳工、少数民族群体问题的国际社会学、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地区研究等方面正在不断取得进展，但理论化倾向并不充分。在有关建构主义的论文中，作者也认为，基于建构主义的研究很多并没有对方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
理论创新不足的原因或许与国际政治话语权的问题，以及日本战后长期“疏远”国际政治舞台等因素有关系。比如，丛书指出，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心主义”倾向，国际秩序的制定与解释总体是主导，日本战败国的“身份”等因素都是日本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薄弱的原因。本文对此不予展开。但从内因来看，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理论创新不足有两点：一是“引进学术的一个结果，难免会出现生搬硬套的弊端，没有充分咀嚼形成国际政治学的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而只重视国际政治学本身的现象”；二是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特点即重视研究和历史研究，这延缓或无意中导致了对方和理论研究的相对不重视。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非日本学者没有创新自觉，只是少有刻意去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意欲与习惯。
本文所指的研究基本上是指基于文献和第一手资料的历史研究。丛书会给读者一个鲜明印象，即日本国际政治学有着强烈的历史研究倾向。正如“日本国际政治学的特点就是在与历史研究的深刻关联中诞生并不断成长”，而日本国际政治史研究的特点是“文献主义、国际主义、决策理论”所体现的，对历史研究的偏好与研究的强势或许是相互作用的一对学术关系。从细节入手、从文献出发、尽量不堆积概念，行文比较朴实，论据充分但观点谨慎、表达委婉，丛书中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这种历史研究的特点。论述研究远远超出了笔者的知识与能力，故笔者只通过介绍研究的一个“细节”——文献的运用对研究进行探讨。
研究的前提和是文献。丛书多处提到，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起点是对战争起因（为何日本外交导致战争）的研究，而战败投降和被占领的大背景也有利于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发掘与使用，为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实际上，重视搜集和使用资料可谓传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的各种“考察”活动，尽管带有搜集情报的性质，却也具有田野考察的价值。至今，东亚同文书院的继承者爱知大学仍藏有大量当时在中国各地进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留待学者去挖掘。而满铁调查部曾作为当时研究苏联的中心并在伪满洲国建国时制定经济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满铁调查部对中国东北的调查等方面特色鲜明，被称为日本第一个智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史料和资料的得到了继承，而政治的解除为资料的搜集和使用打开了大门，也使研究的基础更加厚重。比如，有关日本外交方面的资料，除明治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有关日本亚洲外交的文献可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阅（包括联网检索阅读）外，日本战前对“外交文献奉行严格保密主义”，战后对外交文献的解密和公开工作稳步开展，比如，外务省外交文献馆可以查阅到明治维新后直至最新解密的资料，并且可以方便地阅览和获得，还可以通过《信息公开法》要求公开未解密的文件（申请人不限国籍）。最近，包括日记、国内外的会谈记录等在内的佐藤荣作的资料也全部公开，这对了解日本为何放弃核政策而选择低调很有帮助。日本方面的资料自不必言，令笔者多有感慨的是日本对美国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
除早已编辑和出版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多达百集以上的文献集外，近２０年来，日本出版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日政策文书集成》可谓研究美国对日政策乃至对外政策的文献宝藏。２０余年前，日本学者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图书馆、总统图书馆等查询并搜集有关日美关系的美方档案文献，并加以影印，按照日美外交防务问题、日美经济问题、日本政治社会分析、文化战略等方向进行整理、解说、编纂等工作，每一年或二年出版８—１０卷共３０００—４０００页的文献集。在这一旨指导下，《美利坚合众国对日政策文书集成》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出版，截至２０１６年，共出版了３９集、３８７册，资料时间跨度从１９５５—１９７２年。此外，还出版了从１９４８—１９６１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资料，共２集、３１册。尽管价格不菲，但众多大学图书馆都备有全套《集成》，为正在和潜在的研究者提供了的文献资料保障。可以说，丰富的资料和的学术气氛是研究得以健全发展的基本条件。本套丛书出版后的近十年来，日本年青一代学者的著述依然保持着这种传统，资料的引用量更为庞大，研究也愈发细致。随着资料的不断公开和解读，日本在研究方面仍可以保持强劲势头。
对历史的重视除了影响研究外，还必然关系到如何看待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态度上。在笔者看来，丛书众多论文都体现了对历史的责任感，首先是重视历史结合理论，其次是所谓的责任。特别是后者，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总体上体现了对战争进行（内省）的基调。比如，在分析近现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论时，丛书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秩序概念同时受到以主权国家间水平关系为对象的“国际秩序”，以及以正式、非正式的帝国内部关系为对象的“帝国秩序”这两种相互作用秩序观念的支配，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文明、亚洲、帝国和中国问题。在这两种秩序观之下，看似具有“地区主义”性质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质仍然是霸权性的。在分析战后日本外交基础的吉田线时，指出与同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给日本外交和身份认同造成的政策风险，而实行和平线的“中等国家外交”是解决吉田线结构性矛盾的选择之一。上述的这些观点体现了对历史的及和平主义倾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甚至在今天，对战争的认识始终影响着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态度。正如书中多篇文章所提到的，历史责任是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起点，为何会爆发战争导致了对两次战争期间日本外交和战争史的细致研究，并产生了强大的、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绝对恶的和平研究，如何避免日本再次战争在战后似乎成了学术界的，“战前和战时国家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被否定，在外国的推动下实现了向和平民族主义国家的转型。…的气息支持着战后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确，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等原因，中国对今天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存在怀疑，但是，现在日本的民族主义与战前是一脉相承？还是在战后国际秩序与国内政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被赋予了诸如和平主义等新的政治、文化因素？这都需要进行更为本质和精细的研究与解读。尽管和平主义（包括强调对话合作而非对抗的外交政策争论）仍然对日本国际政治研究持续产生影响，却也留下了一些潜在的负面因素。比如，对安全（特别是）和军事政策等研究始终受到一定，这使现在强调安全问题（普通国家论）很可能被解读为对战前军国主义的“憧憬”。再比如，由于对战争的感，很多日本学者长期以来不愿负面评价中国，使日本的中国问题主流研究长期带有“亲华”色彩。而包括部分丛书作者在内的新一代中国问题学者表现为少有历史“责任”（在某些学者看来，这种责任更接近于“包袱”），对中国的研究态度更加现实（某种意义上更为），更多地把中国视为“普通国家”。
在一些热点问题上，丛书同样表现出一定的质疑态度。这一态度在第二卷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全球化可能导致权差距的加大并由此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处于下层的劳动迁徙阶层而言，全球化并非必然带来财富和。至少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的富人仍然或逃避与全球化的穷人之间的交涉。在对经济全球化基本持全面肯定态度的当时，日本学者关注进入全球化轨道但却处于弱势和有可能更多的人群，以及由此对全球化的某些侧面提出质疑的问题意识值得肯定。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日本学者也表示在少数族群正在不断扩大且政策遭到的今天，“少数民族群体的延伸都意味着国家将面临内部的危机”，因此“少数民族群体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的动向恰恰埋下了足以其（国际政治秩序）根基的”。考虑到今天欧洲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预测性结论还是颇具先见之明。
尽管无论现实政治还是学术研究都从现有秩序中受益颇多，也没有影响学术对现实秩序的。丛书中很多文章均对现有秩序和美国的作用提出了或多或少的质疑和态度。比如，美苏冷战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经济优势和制度魅力，以及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记忆都有助于对美国外交的理解，但这些使美国在冷战中“幸运”获胜的因素在冷战后的有效性尚待验证。在冷战期间欧洲缓和的问题上，丛书作者也认为，对欧战冷战结束做出重要贡献的并非美苏主导的军控和裁军缓和，而是效应（西欧在文化、社会等领域对东欧的渗透）和西欧对东欧经济贷款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国际政治学的历史研究并不仅限于文献的挖掘和，还存在一定的和关注责任、等意识。将对历史往昔的反思与对未来的责任相结合或许是历史研究值得肯定的学术方向之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学术研究总会受到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本身也总是存在着与政治结合的与冲动。相对而言，学术避免介入或被卷入政治（政策）也是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的特点之一。
丛书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作者观点如何，均有意回避“政策”式的行文结构，大部分学者和研究者都有意识地回避与政治、政策的瓜葛。一是出于学者职业对政治干预学术的天生反感，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日渐稳定带来的学术氛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前的历史经验。丛书提到，甲午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研究就出现了停滞，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更是为“国策学”，国际政治研究随着日本的对外膨胀逐步成为国家对外政策、殖民政策的一环，沦为政治工具。众多研究（尽管出发点各有不同）特别是地区研究往往和国家对外政策关系紧密，有些甚至本身就是“殖民研究”。在笔者看来，国家崛起后学术研究与现实结合过于紧密，以及日益政治化的学术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看似兴盛，却实则离学术渐行渐远，并最终成为国家败亡的催化剂，这一点或很有意义。
研究沦为国家政策工具和侵略扩张，这一深刻教训对战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比如，国分良成认为，丛书认为，日本的地区研究在从“进口到本土”的过程中，形成了竭力排除政治性和重视的特点，而其将来的课题是能否发挥学术没有过度受现实政治影响的优势。出于对侵略扩张历史的反思，学术不容政治干预、不参与政策的倾向十分强烈,甚至带有一些“政治正确”的因素。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前文业已提及的和平主义倾向，如丛书所述，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研究与现实较为脱节，甚至某些左翼没有意义，因为左翼认为的现实可能根本就不是现实。例如，长期以来，在左翼和派眼里，“日美同盟”一词被赋予了右翼和保守的政治属性，学界主流称呼始终是“日美安保体制”,以淡化或回避同盟的军事属性、体现反对国际政治“军事化”的政治立场。即使“同盟”在和政策层面已经成为正式词汇，学者中也打破了这种以往的禁忌，但相当一部分学者仍然在使用这一词汇。这种现象既反映了现实的变化，也反映了对传统和的，看似矛盾的两者能够“和平共存”也颇具日本特色。
丛书出版近十年后，国际局势和日本国内政治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日本国际政治研究也由此出现一些新动向。老一辈研究者所具有的历史情怀正在逐渐淡去，新生代学者很多都有留学（留美）经历，在意识形态上多已自然接受并认同价值观，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负疚感及由此带来的部分责任感也在消失。此外，学术界的国际交流增多，使得日本研究者有更多机会接触更加前沿的议题等，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都将反应在研究和研究方向之中。内外部学术的变化是否会对注重和历史研究的传统造成冲击，或者将造成多大的冲击，这都很有必要值得关注。
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呈现了与现实和军事政治安全日益接近的倾向。强调安全问题（危机与冲突）、同盟的正当性与必要性问题乃至修宪问题上等以往多被学者忌惮、回避的问题，现已逐渐进入国际政治学界的主流讨论领域。岩波书店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出版的一套八卷本“日本的安全”丛书可谓这一动向的代表。８８位作者为这套丛书贡献了８７篇论文。丛书在卷首语中明确表示，东亚地区政治关系紧张，而“日本政治、军事紧张的举动就会提升日本的安全吗？难道不应正是因为存在着紧张关系，才去寻求尽管不易但却必要的缓和东亚地区紧张的政策与构想吗？”同时，丛书强调以“人的安全”而非“国家的安全”为主线，系统性地论述现在与将来的安全问题。尽管岩波书店的传统学术立场使得这套丛书依然有着和平主义和政策色彩，但能够承认还“存在”安全问题本身就说明岩波书店的学术关注点出现了变化。特别是有关中国问题的第五卷，英文卷名即为“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ｋ”，该卷的一位作者曾对笔者说，岩波书店同意这样的标题就足以令人“遐想”了。所以，这套新丛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传统的和平主义倾向与对安全“风险”的现实认识相结合。丛书作者并非属于同一学术阵营，观点各异，也表明日本国际政治学界仍旧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学术。接近现实、保持，这应是近年来日本国际政治学研究新的尝试。
从长远看，学术与现实政策接近或许是日本国际政治学的方向。实际上,丛书就已提出这方面的主张：“如果活跃的研究动向与来自社会对研究的旺盛需求之间可以发生良性循环，则会进一步推动对社会有益的研究，”这表明了日本国际政治研究将进一步与社会、政策“融合”的趋势和愿望。在从书中有研究认为，日本２００５年入常失败正是由于对“制度性”的追求遭到这些既有国家的反对和竞争；而另一篇论文则认为，日本应强调制度战略，“通过对制度进行巧妙设计以平稳地管理对立并促进合作，”这都体现了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转型迹象，即尝试将理论、日本外交实践与对地区秩序的参与等因素相结合，为外交决策提供学术支持。
日本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政策保持距离的战后传统尽管对学术的专业性很有帮助，但也使以往学界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不大。避免政治干预学术并不意味着学术就不应该推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专业知识不能用于决策似乎是资源浪费。保持不意味着“脱离”，拥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如果可以在参与决策过程中继续保持与政治适当的距离，未必一定就是负面因素。如何界定和对待保持学术中立和政策的关系将是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而这一“积极”变化是更加追求客观性名义下的“保守化”，还是研究更贴近“真实”的国际政治，进而会对日本对外政策乃至地区秩序产生何种影响，这也是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
如李钟元所言，“日本的国际政治史研究将何方，实际上也是为了确定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日本的身份认同”，国际政治研究的主题之一或许就是为了思考国际政治研究中“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寻求对秩序和在秩序中对国家定位的理解,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寻求认识世界、接触世界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丛书有助于读者去理解日本国际政治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与割舍，由此更多元地观察日本国际政治研究与日本对本国与世界秩序认知相互关系，进而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迪。（注释略）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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