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系统》(9)中收录的《训练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之前在国内军队和地方的档案选集中并未出现过，本次应该是首次公开发表。这篇文献是1929年7月13日以红四军三纵队政治部名义印发所属部队的训练教材，在过了80多年后，终于重新面世。
红四军七大后离开了红四军，伍中豪、罗荣桓、谭政等人继续按照的主张抓部队建设，编写了《训练大纲》
《大纲》的产生，要从红四军三打龙岩城这段时间说起。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第二次转战入闽，相继克龙岩、占永定，消灭卢新铭部大部。此后，红四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在外部减弱的情况下，红四军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5月底，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争论，焦点是在红四军内是否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有“家长制”的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增设重叠的机构，并硬要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会上争论没有结果，意见也没有统一。但后来还是批准设立了刘安恭任的临时军委。
二打龙岩后，于6月8日又在白沙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会议虽然取消了临时军委，但争论还在继续。争论主要围绕“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分权主义与主义”等问题展开。红四军上上下下几乎都参加了争论，这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的建军主张受到一些人质疑，他由此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红一纵队司令员看出了的矛盾心理。当天夜里，他写了一封急信给，要求其留下来，领导纠正的错误思想。
6月14日，复信给，从历史和两方面考察了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并归纳为14个问题；认为旧式军队带来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原来党组织薄弱造成的个人庞大的领导权，以及从远方来的形式主义的理论，是红四军不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因；同时对小团体主义、偏于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阻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表示：我虽然离开红四军，仍会同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的前进的同志们一起，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在信中还热情鼓励支持自己建军思想的同志：红四军的党组织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但直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与会的红四军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仍未能统一思想，致使在改选红四军前委时，落选前委，由陈毅担任前委。
10月下旬，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转入赣南又连遭挫折，军政各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失败情绪”导致军心涣散，红军士兵逃跑的人数“竟达战争死亡数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为红军的和发展而担忧，一些曾经不赞同建军主张的同志纷纷转变看法，绝大多数逐渐认识到，红四军不能离开的领导，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不能没有。
尽管红四军七大后离开了红四军，但伍中豪、罗荣桓、谭政等人仍坚定地认为，关于政治建军的思想是正确的，是建立一支区别于以往旧军队的唯一途径。他们所在三纵队的前身第31团是领导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在其指挥下打过不少胜仗，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又一直随该团行动，经常和该团的干部在一起，对一些问题进行交谈或探讨。他的建军思想对三纵队影响很深，指战员们对的指挥和主张非常信服。于是，伍中豪、罗荣桓、谭政等人继续按照的主张抓部队建设，并在部队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总结。为了切实抓好各级党组织建设，保持部队的政治稳定，他们决定编写一份训练大纲，作为训练教材，下发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学习教育，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在建军思想上。
《大纲》不但对政治建军思想进行翔实阐述和细化，而且对后来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纲》中关于加强党支部领导的原则及其实施方法等许多内容，都被吸收或借鉴到了古田会议决议之中。
1928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提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原则和支部工作的构想，指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又指出：“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工作”，通过政治教育，使士兵具有“分配土地、建立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这篇著作精辟地阐述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建军原则。但具体如何实施并达成这一目标，当时并未见诸文字。
《大纲》则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大纲》全文1万多字，以党对军队的领导为主旨，分20个专题，对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原则和意义、工作内容和方法等，进行全面阐释和规范。以“支部建在连上”重要建军思想为依据，进一步阐述了党支部实施领导的具体原则，指出：“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是建筑在支部上，一切策略和工作要经过支部才能执行出来的”。每个必须接受党组织的指导与监督。同时又指出：集中制是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它既强调，即以群众为基础，使全体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尽可能地经过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尽可能地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大会选举；又强调集中，即一切问题一经党支部决定，任何同志都要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抗命不从的同志，要加以纪律制裁。
针对红军基层连队文化素质偏低、组织观念淡薄的状况，《大纲》在指出基层党支部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基层党支部和每个的义务与，以及党支部的工作内容及流程，包括支委会、支部、党小组长及其的责任和作用，怎样召开支委会和在支委会上作报告，怎样开展，怎样发展，怎样进行宣传教育等，文字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对于如何实施基层党支部的领导，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纲》针对前一段时间红四军关于建军思想线的争论，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影响党对军队领导的错误思想倾向，特别指出了11种错误观念及纠正这些观念的必要性，其中有些源自给的复信(以下简称“复信”)，如《大纲》所的否认党的领导和指导关系的“取消主义”，源自“复信”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部分，实际上是提出了关于应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问题；《大纲》中的“小团体观念”“偏于军事观点”等，也都是“复信”中提到的争论的焦点问题。还有一些则是《大纲》编写者在部队政治工作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这些此前从未见诸的著作及，如：离开立场和观点的“机会主义”；放弃党争的“和平观念”；忽视对工农的思想，只注重领导机关成分比例的“形式主义”；由农识均产主义发展而来的“平均主义”；对同志不敢，怕得罪人，只扫自前雪的错误“观念”；反映孤注一掷主张的“盲动主义”；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个人的命令的“命令主义”等。《大纲》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红军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不少内容和分析为五个月后撰写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纲》既有力地宣传了建军思想，又结合部队实际对红军中党的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总结和规范。其中一些内容不但被吸收进古田会议决议，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红四军九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和上的准备。它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建军思想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建军思想的确是以为代表的那一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80多年岁月的洗礼，这篇重见天日的历史文献愈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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