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30多年发展之后，山西既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赢得挑战，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根本的和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毫不地加强党的建设，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在全省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
政治生态是对社会发展中“软”、“软实力”的一种表述，是相对自然、、经济等生态而言的一种政治状态。在我国，政治生态就是在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政治格局中，各方面政治关系、政治要素和政治活动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发展状态。对一个地方说来，政治生态是这个地方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活状况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问题、作风问题。在中央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中习总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段话，讲的是党的建设，同时也了政治生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对处于重要历史发展关头的山西说来，必须从关系全省发展的大局出发，对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
一方面，政治生态事关发展基础，净化政治生态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富民强省战略从设计、到实施，再到落实的各个环节的实际结果。就某个地区的发展而言，政治生态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重点。以推进我省富民强省战略的进程来说，在这一战略的设计、实施、落实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一个“为了谁、依靠谁、结果有利于谁”的问题，存在一个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去创造条件的发展需求。良好的政治生态既能为富民强省的战略、决策设计、实施及其结果提供正向条件支持，还可以从“软”、“软实力”的意义上提供强大的正能量。另一方面，政治生态事关向背，净化政治生态影响着干部群众对推进全省发展大计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行动。对我省发展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靠得是全省上下的齐心聚力、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而干部群众对实现这样的发展怎么看和怎么干，除了需要发展战略和大政方针本身的科学性而外，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们还会从作为政治生态核心的领导干部的党性、作风建设的状况及其评判上，确定自己的认识与行动。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凝聚、激发斗志，增强干部群众投身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反之，就可能缺乏信心、涣散斗志，失去，党的执政基础。换言之，政治生态建设决定着全部发展的实施进程与具体结果，是关系全省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从以上两方面的认识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风淳，政治生态事关地方形象和发展的凝聚力，风清气正，经济社会发展就能得到迅速推进，否则，就会导致长期的停滞与落后。
深刻认识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还需要地看到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净化政治生态对山西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今年9月1日，中央常委、中央处在山西省领导干部大会上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形势严峻。”这里的“不少问题”和“形势严峻”，不仅深刻地了山西政治建设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也清楚地表明：政治生态的净化与否，已经成为影响山西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政治生态建设的突出问题，富民强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二是净化政治生态对山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特殊性在于，面对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和反斗争“形势严峻”的现实，山西的发展既有着、知不足而奋起的潜力，也需要有刮骨疗毒、浴火的勇气，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富民强省战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以期在内聚、外塑形象的实践中，形成推进富民强省的强大合力。三是净化政治生态对山西具有长期的影响性。政治生态和从政如何，直接影响着政治的清明与社会和谐稳定。政治的污染，不仅可能助长庸俗乃至病态行为文化的滋生与蔓延，还容易为滋生提供土壤，进而诱发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积聚的社会不满和怨气，执政的基础。只有净化政治生态，让干部以积极向上的从政文化和良好作风约束自己，促进干部群众心情舒畅、凝心聚力，才能为山西的长久发展提供保障。从这样几方面的认识上对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加以理解，就能够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对进一步增强革弊立新、激浊扬清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以积极有为的行动为净化政治生态做出自己的贡献。
毋庸置疑，净化政治生态是指向性、针对性非常明确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促进富民强省的实践中，必须深入分析影响政治生态建设的突出问题及其形成原因。
一是政治生态污染和被现象的“泛化”问题。这里所说的“泛化”，就是指在政治生态受到污染的过程中，诸如寻租、权钱交易、、上下、吃拿卡要、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腐化等问题，连同被一些人称之为“潜规则”、“关系学”、“生态圈”的“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摆平就是水平”、“做事不如作秀”、“能力不如关系”、“靠组织不如靠帮派”等违规违纪行为，以及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庸懒散拖、嫉贤妒能、搬弄，内耗互斗、违规用人等失职、渎职、怠职现象，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为干部群众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问题尽管有着在政治生态污染程度上的差别，但其存在的层次、范围与领域，则几乎涉及到各个方面，反映出十分突出的“泛化”性特征。我们从党的以来反腐倡廉斗争中出来的问题和典型案例中不难看出，“一挖一窝子，一提一大串”的，发生范围既包括了煤焦、工程、城建、土地、交通、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等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招生考试、科研经费、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等领域的问题也逐渐；案件的层面主体从省、部级以至更高层的领导到普通的各层级、各方面都无例外，“老虎”、“苍蝇”、“蚊子”均有出现。而这样的情形，在我省出现的问题中非常突出，系统性、塌方式无论就发生的严重性来说，从案件高发、多发的特征上讲，从案件牵涉面的广泛性而言，还是就对全省政治生态造成性的震裂度来看，政治生态中发生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是仅仅某些个人、个别单位或部门的问题，它所表明的，是政治生态污染在系统意义上“泛化”的态势。
二是思想上对政治生态所存在问题的认识“虚化”问题。政治生态的污染和被现象，不仅是一种可见可识的事实行为，还表现于思想观念领域，并反过来助长了政治生态的恶化。比如，一些领导干部视P为纲，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对不少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置若罔闻、等闲待之，存在着明显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结果是最终由于问题一拖再拖、久拖不决，直接导致了一定区域、范围政治生态的污染；一些领导干部迷恋消极陈旧的“关系学”、“生态圈”，身陷同学、老乡、故交、私友的团团伙伙当中，甚至依靠拉帮结派、人身依附搞“互利共生”，对一些问题突出的涉事人和事，明知违反原则，却包庇隐瞒、，甚至通风报信、暗中相助，结果在致使现象不断蔓延的同时，自己也身陷其中；一些领导干部深谙“多栽花少栽刺”的主义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怕犯事只怕‘出事’”的怠政之道，对已经发生、群众反映强烈，并且不予重视就可能导致更严重后果的问题束之高阁不置可否，结果造成问题上要么不、要么一就是大问题的难堪局面；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借口所谓的“大”、“”，消极攀比，把一些利用职权一时获益的人与事，作为自己的行为参照，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不思不想，对已经出现的突出问题不管不顾，结果在日积月累的中党和人民的。对政治生态所存在问题认识上的这些“虚化”现象，习在党的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指出：“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绩，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劲。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由此可见，对政治生态所存在问题认识上的“虚化”现象，本身已构成为政治生态污染的突出表现。
三是实践中对解决政治生态所存在问题的措施“弱化”问题。其突出的表现是，或者思想保守、思不宽，对新的形势与新的实践发展中党的建设、政治生态领域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缺乏思考、没有，一旦出现问题，想不了办法，拿不出对策，致使问题越积累越多；或者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只说不做、光说不干，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对群众的反映敷衍应付，对实际问题能推则推，致使反工作和政治生态建设的要求流于形式；或者瞻前顾后、不敢担当、懈于负责，习惯于互相扯皮，甚至想方设法设卡子，出难题，以不同的理由为自己的找借口、搞小动作，致使该处理的问题不处理，该采取的措施不采取；或者有措施，无保障，貌似推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办法与措施，事实上这些措施要么不得要领、不合实际难以实行，要么职责不清，在执行中相互推诿，要么有部署布置，无检查监督，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与不处理，以及怎样处理不闻不问，对作为不大和措施不力者没有责任追究。在以上这些情形下，政治生态的要求成了某种形式，政治生态建设成了一句口号，久而久之，就不仅会使反斗争和政治生态建设困难重重，而且还可能导致“劣币良币”的逆淘汰现象蔓延，进一步加大政治生态的恶化趋势。
从导致政治生态污染的成因上看，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观念的、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都对导致问题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各种综合性因素共同作用条件下，其中三方面的因素是特别需要认识的：一是政治活动主体价值底线、操守的丢失。政治生态是政治活动主体营造的，而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活动，有什么样的理想、价值追求，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行为。政治生态污染的形成，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治活动主体，特别是具有强大示范作用的一些领导干部，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人得失的思谋、个人价值的实现，放诸高于一切的，为此不惜突破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底线，并因此影响更多的人放松约束，助长政治雾霾的蔓延；二是政治建设以及对公共监督的不健全、不完善。政治生态的污染，是公共化的结果。而防止公共变异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包括对进行监督与约束在内的政治建设，其中特别是建设。事明，大凡公共成为少数人妄为的资源与手段，并竭力扩大自己手中的而没有约束时，寻租、权钱交易，以及以权、钱为轴心形成的关系网、利益圈和共同体就容易形成，其对政治生态产生的力也最大；三是从严治党难于落实，对问题、现象的蔓延遏制不力。在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总分析政治生态污染的原因指出，“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有些地方和单位看起来党在管党治党，但没有管到位上，没有严到份上。”这就告诉我们，作为政治生态的屏障，对任何意义上问题、现象的打击，都会为政治生态建设提供正能量，并遏止其发展的趋势。而当这样的遏制“没有管到位上”或者“没有严到份上”时，就不仅难于对问题、现象发挥警示与威慑作用，还可能在助长蔓延的同时，为更多的人提供某种消极行为示范，最终导致政治生态污染中“滚雪球”效应的发生。
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当前，山西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发展关头，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广大干部群众对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有的认识，并自觉地把净化政治生态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看待、去落实。
1、以习总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培育积极向上的从政文化和干部作风。党的以来，习总多次强调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2013年他在二次会议上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今年6月在中央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在党的群众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针对性指出：“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受到污染”，要求必须从严治党。习总的这些深刻论断，讲的就是政治生态建设问题，强调的就是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这就为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贯彻这些论述的首要要求，就在于解决世界观、价值观问题，建设积极向上的从政文化。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态的灵魂，从思想上清除政治生态的“污染源”，才能促进政治生态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这一点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说来尤其重要，只有从内心深处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涵养的情操，保持健康的生活情趣，才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和坚定，保持和发展人的本色与特质，在观、事业观、政绩观、观、观、得失观等问题上站稳立场、心存、保持定力、行有所止。在这样的基础上，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在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学风文风等各个方面，理论联系实际，群众线，以作风改善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恢复形象，增强广大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感和凝聚力。当前，要着力巩固落实中央改进作风的“八项”和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奢靡浪费之风的，并以此为契机，标本兼治，不断推进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2、以加强为抓手，把监督和对制约的要求落到实处。防止公共在任何意义上的化，根本的要求是使回归到“公共”的本来意义。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对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处于政治生态建设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的状况不仅决定着对执政党及其领导干部手中监督、制约的程度，对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建设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在具体实践中，要以加强为抓手，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在制度上要自觉集中制，不论什么人，不论哪一级组织，违反和集中制都必须受到严肃的与处理；在保障上，要使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得到充分的与行使，特别是在事关参与、选举、管理、监督、知情和干部选拔任用等问题上，要尽量扩大和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在阳光下运行；在制约上，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自律不能代替他律的，在推进运行公开化的过程中，围绕重要环节与重要事项上公共行使的监督，通过提高运行的社会透明度、运用的知情度和行使评价的公信度，为公共的行使提供可以规范、能够矫正和有利于监督的“安全阀”。 3、以严格责任规范、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为重点，推进政治生态建设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创新。净化政治生态，根本的保障是制度与机制。同时，净化政治生态的制度与机制建设，是一个逐步健全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结合现实实践中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地加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体制机制的建设进程。当前，特别需要在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问题上加强四方面的建设。一是党的建设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的完善与落实。要从制度上进一步突出党委在党的建设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落实对各级党政班子、班子，特别是党委（党组）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惩治和预防方面更多地承担领导责任，把预防的要求体现和落实到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各项和制度建设中去，并由此促进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二是重大责任问责与追究机制。要从制度规范、执行程序、问责主体和监督保障等环节，对党的建设与廉政建设中出现重大问题和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尤其是在重大事项决策、重要政策选择和干部选拔任用等问题上，杜绝职责不清、执行不力问题的发生。三是完善法规制度。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通过配套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运用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事，不得违法行使，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同时要严格生活，以高标准的党性锻炼与党性要求规范干部行为，切实消除生活中出现的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和与名存实亡的倾向。四是健全政治生态建设评价考核机制。通过对政治生态建设主要要素、内在关系和群众满意度的测评，对政治生态状况进行科学把握，并把考核的结果运用于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的工作、业绩和选拔任用等方面，使政治生态建设成为有规可依、有据可查的硬约束。
4、以加大反斗争力度为重心，在突出领导干部示范作用的过程中营造净化政治生态的良好社会。净化政治生态，关键在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党的以来，中央加大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力度所取得的成效和所形成的强大力表明，净化政治生态，一方面必须不懈地整饬吏治，继续保持反斗争高压态势，重点围绕重要事项、重大工程、重点领域，特别是干部选拔任用等问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使扶正祛邪、成为政治活动中普遍认可的价值尺度与行为准则，逐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另一方面，影响政治生态的核心是领导干部，要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在领导干部中培育坚守正道、正气，襟怀坦白、磊落，原则、恪守规矩，严肃纲纪、疾恶如仇的从政，尤其在涉及重大事项决策、选人用人、褒以及干部考核评价等具有导向性的问题上，通过领导干部的良政举止，让更多的人明确基本的价值导向与行为取向，营造有利于正气、抵御歪风的工作与生活，促进政治生态中各要素与系统之间形成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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