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9年4月党的九大和1973年8月党的十大通过的，都取消了关于党的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的条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之后，开始领导中央纪委的重建工作，为新时期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
1979年1月，中央纪委常务黄克诚、副王鹤寿到家中请示的工作方针，当即回答：“抓党风。中央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的讲话为新时期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廓清了思，指明了方向。1980年，又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就第一次把党风问题上升到存亡的高度，有力地回答了执政党必须搞好党风建设的重要性。还指出：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
中央委员会成立初期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众多的冤假错案。这些积案大多数都是“”留下的。可以说，能否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的伟大事业。明确指出：要“有错必纠”的方针，为、彭德怀、陶铸、瞿秋白等等，从而推动了全国冤假错案的开展。
初期，针对一时流行的“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的观点，明确指出：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对于已经出现的经济违纪问题，也是不贷。据的秘书朱佳木回忆：1982年1月5日，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前一天送给他看的反映广东一些干部参与走私、的，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要严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来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其中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几个，以至杀几个的，并且，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均表示同意，还特意在他的评语中间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于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由此拉开了帷幕。
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不仅是这样要求别人，而且首先做到以身作则，历来以作风简朴、清正廉洁著称。用他的秘书朱佳木的话说，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有时几乎到苛刻的地步。他的党性中，不收礼、不请吃、不吃请、不吃“高级菜”、不坐进口车、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他还给家人定下了“准”，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摘自中国新闻网 刘启芳 房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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