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是中国史学中的新兴学科, 也是当前史学研究中最富朝气、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为了推进史学术研究, 鼓励青年学者成长, 2016年8月27-28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在举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一届中华史青年论坛”, 共有来自中国、中国、中国、日本和美国的71位学者与会, 其中有52位青年学者提交了各自的研究。此次论坛“”研究, 主办方在论文遴选过程中, 注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 力图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论坛鼓励青年学者思考研究关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也注重选拔那些开拓了新的领域, 对前人未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进行研究、填补空白的论文, 青年学者引入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为史学科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与会论文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 从总体上展现出当代青年史研究者的学术特点。
1911-1949年, 是决定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时期, 史研究, 向来关注重大历史进程, 重视研究那些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关键问题。近年来大量新史料的涌现, 亦使得传统政治史研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许多青年学者选择聚焦于学界已有相当的重要问题, 对其进行重新探讨与深入研究。他们或利用新史料与新方法, 对已有的观点提出质疑;或从不同方面切入, 呈现相关问题的多重面相。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是民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除国内政治博弈以外, 对日外交也是影响其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红磊的《袁世凯帝制运动时期的对日策略》, 利用档案、英国外交档案、美国外交文件等史料, 详尽地梳理了袁世凯帝制运动过程中, 日本的态度转变和袁相应的交涉方针变化。作者认为, 经“二十一条”交涉, 袁世凯对日本的外交手腕有所轻视, 在帝制运动过程中, 袁一直对日方意图判断不明, 对其实现政策之决心过于低估, 同时又对国际形势判断有所失误。这一研究展现出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关系, 了现代世界国家政治的特点。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历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地方行政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省制对于辽阔疆域的治理、国家的统一强盛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时期, 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建不仅体现出各方政治的博弈, 更涉现代国家的建构问题。初年, 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思考使得省制存废问题成为不同角力的舞台。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明的《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 梳理了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府、院和地方实力派对于省制存废的不同意见及不同的“改省方案”, 展现出初年和知识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讨。
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张智玮从地方政治入手, 探讨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他的《县制与现代国家建构:以抗战时期的新县制为例》, 通过研究抗战时期国民的县制, 探讨的国家建设, 认为国民此次县制吸取了先前的经验与教训, 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国民积极在县级行政机构确立其自治地位, 从表现上看, 自治与国家控制似乎是对立与矛盾的, 但是从国家的角度看, 从制度上确立县的自治地位, 本身就表明中国已经开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
在政治制度之外, 重大的思想运动、转向也受到青年学者的重视。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思想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分歧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周月峰的《否定“现代”:欧战后的“未来”观与五四思想界的新趋向》, 聚焦于欧战之后的中国思想界, 细致梳理了时人的思虑。文章呈现了欧战后中国思想界的多种否定“现代”趋向, 指出只有充分了解这一趋向, 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崛起、东方文化的复兴和光怪陆离、混流并进的五四思想界。
长期以来, 和海外学界对于“”的理解始终存在分歧, 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与历史观的差异, 也在于本身从诞生到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的《策略、思想、线斗争———关于“”的再思考 (1924-1931) 》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文章指出, 的诞生, 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是各种政治力量交织的产物, 既有内部的, 也有国际主义运动和苏联国家利益的推动, 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在思想系统和组织脉络上, 始终是复杂的、变动的。从思想上看, 尽管内始终存在抱持不同程度社会主义思想的, 但这一群体与并不重合。1928年后的更多代表了内部一种自觉的反思, 除了对涣散的外, 以党治军与社会动员也始终存在于其思考中。
人物的活动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史学一贯重视人在某一历史情境下的行动与可能建立的成就。重要政治人物及其政治思想、重要思想人物的个案研究, 亦受到青年学者的关注。此次论坛中, 有不少论文聚焦于重要政治、思想人物的研究, 例如蒋介石、谭延闿、孔祥熙、孔令侃、杨度、荪等。
目前学界对于蒋介石的思想研究, 大多关注抗战后蒋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及此后制定的态度, “国史馆”萧李居则聚焦于蒋在抗战前对于观念的认知与理解。他的《通往‘’之?:蒋介石的〈五五宪草〉与的认识》, 根据蒋介石在《五五宪草》拟定过程中提出的个人意见及, 认为蒋介石的与平等观念显示出国家主义的倾向。蒋介石对于草案的意见主要在于中央政制方面, 特别在意总统的职权与任期。同时蒋也曾提出设置议会, 并明确总统及议会职权, 希望以此达到制衡的效果, 但他的构想实际上并不符合真正的分立原理与目的。可以说, 战前蒋介石已经注意到分立原则, 但并不真正了解其运作的意义与内涵。
谭延闿是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 囿于资料的局限, 其研究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浙江大学历史系肖如平的《国民时期的谭延闿与蒋介石》, 利用《谭延闿日记》《蒋介石日记》等资料, 以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迁都之争、宁汉等事件为切入点, 梳理了国民时期谭延闿的政治立场及谭、蒋关系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谭、蒋关系由合作,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最主要是政治的差异。在武汉国民分共以前, 谭延闿基本认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 对蒋介石独揽、党权、鲍罗廷、清党等行为颇为不满。这种政治的差异导致双方由合作了。不过, 在武汉国民分共及南昌起义后, 谭延闿改变了政治立场, 与蒋介石再次合作。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韩长青的《孔祥熙与抗战后期中美关于在华美军垫款问题交涉》, 运用尚未被研究者充分利用的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工作日记等史料, 探究1944-1945年孔祥熙在美国逗留期间同美国财长摩根索就解决在华美军垫款问题所进行的谈判过程及其结局。作者指出, 孔祥熙和摩根索双方对各自谈判策略、方针、立场的选择, 既有个人政治意愿和专业素养的因素, 也受中美关系走势和战争的制约。同时在谈判期间, 因美金公债舞弊风潮而造成的风波不断着孔祥熙对美交涉的底气和自信。中美间关于美军垫款问题的谈判久拖不决, 这既是中美因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等原因造成的分歧, 进而逐步发展到双边关系全面危机的原因之一, 也是双方关系走入僵局的重要。
社会主义论战持续数年, 是五四后重要的思想与政治事件, 深刻影响了五四后新的分野及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将目光投向了现存研究相对不足的荪、梁启超, 他的《道还是英国道?———社会主义论战中荪对中国转型径的思考》, 立足于荪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言行, 结合当时与中国复杂的思想与政治情势, 探讨了荪对俄式社会主义与英式社会主义的比较性思考, 以及他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关系。
中史、史、工农运动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199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史学向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转换, 传统政治史、史研究一度受到冷落。许多青年学者更倾向于选择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经济史、城市史、历史人类学等领域的课题进行研究。然而, 政治与, 毕竟是近百年来影响了中国历史命运与每个中国人身心体验的最重要因素, 若想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 理解我们的生活, 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与中国独特的政治道。近年来政治史、史研究又有复兴趋势, 在本次论坛中也体现出青年学者对新史的关注。
在抗战时期, 征兵问题始终是国民所面临的最重要难题之一。国民因征兵问题在多地引发严重, 大失, 但在这期间却得到了迅猛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龙飞的《太行根据地的征兵困境与民兵参军》指出, 介乎“民”和“兵”之间的民兵对这种大发展有重要贡献。该文主要围绕抗战时期太行民兵的参军问题展开论述, 呈现出民兵在武装体系中的和能效。论文指出, 民兵虽战斗力有限, 但作为中事力量体系的重要部分, 联通了和军队。这种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 既舒缓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 又确保了军队的可持续发展。
大学历史学系郭宁注意到中队中的山头问题, 他的《115师与山东纵队:论抗战时期在山东的山头之争》, 叙述了抗战时期在山东根据地两个山头的形成、矛盾与最终统一。他认为, 115师与山东纵队的山头之争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其中包括游击战战略的转变, 延安与太行政策的差异及对前线指挥权的伸缩, 两支部队与延安的亲疏不同, 对有限资源的竞争, 地方党、政与部队的矛盾, 本土与外来的矛盾, 领导人之间的不合等。最终, 在延安发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下, 这一争斗以山东纵队被撤销, 115师在新的山东军区中取得绝对领导而告终。
1946年安平事件是与美国之间发生的首次较大规模武装冲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何居东的《1946年安平事件调查始末》, 梳理共、美、国三方在军调部框架下对安平事件进行联合调查的全过程, 展现了三方政治角力的复杂面相, 并对既有研究的部分结论提出质疑。作者认为, 安平事件的发生正值对美政策的转折点, 决意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反美反蒋的宣传, 加之美国在援助的政策上存在反复性和复杂性, 必然会采取强硬立场。从调查本身来讲, 军调部三方一致原则是联合调查得以开展的前提,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三方均开始对对方的证人提出质疑, 这种三方对事件不可弥合的矛盾, 最终必然导致调查失败的结局。而联合调查中所产生的矛盾冲突, 更加速了中美国双方关系的恶化。
工人运动是政治史、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 聚集了国内规模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 国共双方为争取工人支持, 均在沪大力发展工会及相关组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的《1946-1949年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研究———以沪东区纺织染业为中心》, 对上海市沪东区纺织染工人福利委员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 工福会作为的工会, 群众基础薄弱且深受的困扰。而其以资本家利益换取工人支持的做法又加剧了资本家与国民的。总体而言, 沪东区纺织染工福会在工人利益方面虽曾发挥一定作用, 但与领导的工会有本质不同。随着工运策略的调整及国共内战局势的变化, 工福会陷入混乱的局面, 最终遭上海工人彻底抛弃。
中华史时间跨度虽短, 但却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是一段极其广阔而又深刻的历史。尽管史研究已经发展近半个世纪, 但仍有若干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善于发现问题是青年学者的一大长处, 本次论坛中, 很多青年学者寻找以往受关注较少, 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予以研究, 推进了对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使我们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时期的历史。
上海中医药大学裘陈江将目光投向边陲地区的韩国人士这一群体, 他的《孔与东亚:〈龙渊金鼎奎日记〉中的孔延吉支会》, 以孔延吉支会创始人之一金鼎奎的日记等为基本史料, 还原了1910年代中国的韩国人士以孔教为号召, 以孔为纽带, 存谋复国的历史过程。作者指出, 在旧派韩国人士看来, 对孔教的认同是保存民族性最重要的方式。在延吉边陲, 孔至少使得韩国旧派士人摆脱新派的, 并一度获得当地的支持和认可。尽管1919年之后反日斗争成为主轴, 但孔仍有余波存于延边地区。
和教在华历史相比较, 佛教在近代历史研究中受到的关注较少。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倪管嬣的《清末民初佛教与国家关系的转型》, 通过考察清末民初佛教界对于庙产诉讼事件的应对, 重新审视僧俗互动的关系及佛教在大变革时期的转型。作者指出, 中国佛教界对于庙产问题的处理态度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是初期管理条例推行下, 中国佛教界回应大变局的因应之道, 也是体制下教界捍卫自身权益之举, 更是为适应时代转型而寻求的崭新道。
童子军是1930年代最大的儿童组织, 它与有着深刻的组织关联性。大学历史系戚学民的《论对童子军治权的夺取》梳理了控制童子军的过程。文章特别关注为树立自身的绝对权威, 与民间教育团体、教育行政系统和三方展开的对童子军领导权的争夺。作者认为, 对童子军的控制与对其他民间团体的整顿和改组是一体的, 是其构建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重要部分, 而由于童子军实践对象的特殊性, 对其控制相当彻底。从另一个意义上看, 童子军的党化也是的触角向社会基层生活延伸的外在体现。与各方对童子军控制权的争夺体现了内部的执政差异和转移, 童子军的组织发展也是国共两党的青年儿童政策和争夺的一个侧面反映。
近年来, 军事史研究受到学界重视, 相关不断涌现。不同于以往研究注重战争过程的梳理与复原, 新的军事史研究更多关注军事思想和军队的组织形态、指挥运作、官兵人事、后勤保障、士兵招募及兵营生活等内容。这一军事史研究的复兴与转型在本次论坛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著名军事家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 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以往学界对军事思想史关注较少。浸会大学历史系邝智文的《国民军“知识军人”与“总动员战争” (1928-1937) 》厘清了抗日战争前军人对总体战的理解。该文指出, 早在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被翻译为中文以前, 军人已开始讨论总体战的不同方面, 并逐渐形成建立全面总动员制度的共识。正因此, 国民自北伐结束以来一直在加强军政部、军事委员会以及国防会议等机构的, 以及确定它们协调各部门的角色。这为国民在抗战期间建立战时体制打下了基础。但是, 这一发展又与派系政治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建立总动员体制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派系军人谋取个人及派系利益的工具。知识军人所强调的整理户籍、兵制, 以及逐步推行兵役制度并没有得以优先进行, 导致国民在抗战开始时只有有限的征兵制度。
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杨善尧聚焦于以往军事史研究较为忽视的后勤领域, 他的《抗战时期的后勤兵站与伤兵运输》, 梳理和呈现了战时军队兵站配置及伤兵输送的整体情况, 并论述了二者的相互配合状况。作者认为战时军队后勤体系中兵站单位和医疗后送单位的设置是十分充足的, 但由于执行或者规划不周全的关系, 导致这样的后勤规划出现了计划与实行上的落差。尽管如此, 这套完整的兵站补给与运输设计体系仍在战时军队的后勤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忠义救是抗战时期受军统领导的一支武装部队, 对于它在抗战结束后的发展, 既有研究很少。政治大学历史学系范育诚利用“军事情报局”及“国史馆”的相关档案, 解读并分析了抗战结束后忠义救转型为交通部队的过程及交通总局的任务和角色。他在《之间:从忠义救到交通》中指出, 忠义救虽然被改编为交通总局, 但其真正的定位仍然是军队而非。甚至可以说, 忠义救之所以得以改编而非裁撤, 正因这套以掩护军队, 或者说寓国防于, 进而借此的策略打动了蒋介石。
太平洋战争期间, 东南亚战场与中国抗日战场联系十分紧密, 国民在当地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动。日本庆应大学藤井元博的《抗战时期国民第四战区的越南工作:协助民族运动与对华侨宣传》, 聚焦于抗战时期中方的对越工作情况, 探讨了军方扮演的角色及其开展工作背后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 军方插手西南边境的对外关系, 是其强化统领力度的重要手段。同时, 在中国因对维希法国宣战而无法与越南殖民取得直接联系时, 地方的军事部门就在对外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抗日战争中的伪及沦陷区研究一直受到冷遇, 近年来才逐渐为学界关注。本次论坛有两位学者的研究着重从思想史层面考察了伪的“建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方艳华的《“激活”的径:伪满日与伪的“政治”阐释》, 聚焦于伪满洲国确立的“政治”的“新建国家”, 梳理呈现了“政治”阐释权由溥仪君臣到关东军的转变过程及他们各自的不同阐释。文章指出, 伪满成立之初溥仪君臣对政治的阐述, 总体上延续了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思, 但这不能满足日本强化对伪满殖民的需要, 故关东军重新规范“政治”的阐释方向, 并提炼出较具弹性的“建国”概念, 以此加入军国主义化皇道的内容。
日本学术振兴会关智英的《冀东的思想背景———以殷汝耕与池墨为中心》, 通过分析冀东的实际指导者殷汝耕、池墨的生平经历及思想言论, 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 殷汝耕象征着在中日两国的夹缝间进行活动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程度;第二, 冀东的方针实际上受池墨的思想影响更大;第三, 冀东的言行, 如反、反国民、悬挂五色旗, 成为中日战争时期建立于日本占领地的各之。
在教育史方面, 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林幸司的《近代中国高等商业教育之黎明》初步探讨了大学高等商业学校创办时期的有关情况。他认为, 大学的高等商业教育是以美国高等商业学校为模板的“作为学问的实业教育”, 其内容就是培养当时新兴企业所需要的雇佣经营者, 与一般实业教育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大结构来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以经济学、经营学制来追求“作为学问的实业教育”的世界性潮流, 美国则试图以教育为突破口进入中国。图书馆特藏组学者黄文德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与抗战初期书刊国际交换 (1933-1940) 》, 透过近代中国出版品国际交换体制脉络的演变, 探讨中央图书馆如何在抗战初期, 统整南北分歧的事权机构, 形成沟通文化枢纽, 履行国际协约义务, 而最终达到以知识服务支持抗战之迫切目的。
青年学者思维活跃, 极具创新意识, 具有较宽广的视野, 且善于利用多元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这在本次论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许多学者的选题都具有整体性视野, 能以小见大, 关注到各个领域间的互动, 有机地涵盖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 而学者们之间丰富的讨论与交流, 也很好地促进了各领域之间的对话。
常州市委党校计小敏注意到1934年拟在洪泽湖区设立“水县”的设想。他在《水域政区化的设想———时期洪泽湖的水县之案及其流产》中指出, 这一设想对湖区治理大有裨益, 但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却很难实施。洪泽湖区为两省四县所共有, 存在着苏皖两大政治的对立与平衡, 任何一方都很难单方面打破这一态势。尽管中央有打破平衡、重新调整政治格局的力量, 但从省际边界地带的稳定来说, 强势介入不如中立协调明智。在这种情况下, 均势政治格局未能打破, 水县方案的流产也就在情理之中。
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树远的《教育界与1923年中国政局———以彭允彝运动为例》, 关注到初年教育界与的互动, 梳理了1923年初教育界因蔡元培辞职而发起的彭允彝运动的来龙去脉。文章指出, 在此次事件之后, 教育界对黎元洪的好感殆尽。因此, 在同年6月黎元洪下台出京, 政局发生剧烈变化时, 教育界一改五四后对内政外交大事积极的做法, 选择了沉默, 而以教育界为代表的的支持, 是衰亡的重要原因。
1917和1919年, 和广州相继成立两个同名团体———“国民外交后援会”。中国文化委员会党史馆王文隆的《中国参战与国民外交后援会 (1917-1919) 》对比二者人员构成与政治的异同, 了国民外交团体与的关系及其影响政治的方式, 反映了民初政治的混乱与南北相争的形势。在目标方面, 前者主张对德宣战, 后者呼吁南方积极参与巴黎和会, 其考虑皆为通过取得战胜国资格获取利益。在人员组成方面, 北方的国民外交后援会纷杂, 跨越诸多派别, 而南方的国民外交后援会几乎为人所主导。
1930年, 南京国民对《清史稿》的引起了广泛争议, 为弥合与社会、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分歧, 国民不得不对其组织审查与订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周海建的《南京国民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梳理了这一审查过程及其余波, 呈现了国民时期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具体情形。作者指出, 国民的审查并没有对解禁《清史稿》产生实际影响, 反而造成了更多争论。对《清史稿》的审查和争论不完全是学术的, 其中既有清末党人历史记忆的持续影响, 也存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
青年学者的创新意识还体现在多元视角的运用。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地方视角”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论文的特点, 他的《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下的地方读书人》一文聚焦于1920年代的地方读书人, 以由清末新党而来的“老新党”群体为切入点, 以地方读书人与五四大风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心, 讨论五四大风在地方的蔓延, 以及这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