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1960 年毕业于大学数学力学系，先后在大学教学力学系、经济系、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任教。秦老师用数学模型和教学方法表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与厉以宁教授合著的《现代经济学概论》（1983 年第一版），被多数学校选作教材，影响甚广。同时较早地开展了理论经济计量学的教学与研究，受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委托与南京大学共同编写了有关教材。除承担授课和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等教学工作外，还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涉及的领域有数量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与、金融证券、国际收支与外债、教育经济学、企业发展、技术转移等。
靳云汇：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1956 年至1962 年在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1960 年到1978 年在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1979 年至2008 年在大学经济系、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任教以及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任教。
长期在研究生部任教的北大老师厉以宁（左四）、曹凤岐（左一）、李德彬（左三）、秦宛顺（左二）、靳云汇（右一）、范培华（右二）与同学们合影
问：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金融的急速发展，金融领域高级管理人才的匮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应运而生，两位老师从五道口成立之初就开始在这里教课，能不能跟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以及五道口的教学？
秦：我记得是81年上半年吧，当时刘鸿儒副行长牵头成立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他的一个思想就是五道口不设置专职教师，而是外聘兼职教师，主要从北大、外聘老师。当时现代金融知识与教学都不成体系，教师资源非常匮乏，所以找专职教师的条件不一定具备，而且来自高校的教师长期在教学一线，经验丰富。所以刘鸿儒的思想就是博采众长，选各个学校的优秀老师。当时教育计划是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几位制定的。
靳：当时五道口与北大经济系的教学计划是相匹配的，北大经济系在1979年本身就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教学计划，有了很大的区别和改变。以前比较偏重于讲当时的经济政策，老师的授课内容就是根据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解读，后来以后北大进行了教学，重视基础理论和数学的教育，经济学等等。后来这个计划也选择性地移到了五道口。
秦：当时我们一直在讨论把数学引进经济学要开什么课的问题，后来商量说开投入产出课，投入产出课是从线性关系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当时用数学研究经济也是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课程，难度适中，胡代光老师也非常赞成设置这门课。所以当时五道口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两个方向的学生都开了投入产出分析的课程。
靳：五道口的课程设置还常前沿的，包括微观宏观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线性规划等等。这个教学常先进的，在中国别的学校没有的。当时北大的经济系院长是胡代光，他的威信非常高，他自己是学统计的，所以这个教学计划是他推进的。他强调经济学习一定要数量化，所以我到经济系就翻译了一本书叫《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我们为什么选了这些课也是在这本书里看到的，除了高等数学基础之外，就是讲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的。所以我们到五道口的时候就把这一套教学计划引进了。
问：五道口的发展是与中国金融共命运的，所以五道口的金融教育也一直在时代的变化不停地做着更新与变化，两位老师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教学计划？
靳：每一个教学计划走一段时间，社会变了，学生基础变了，国家对经济类学科的要求也变了，教学计划都要适时地做出变化。
秦：我印象是在88年左右，当时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的教材都有了很大变化，五道口聘请的老师都是在经济和数学方面都有一定成绩的，所以都紧跟国际潮流，调整课程。另外数学史、流派等一些课程也进行了，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
秦：在90年代后期，五道口和城市大学合作，共同制定了一个全新的教学计划，硕士课程有了比较大的调整，也开始请很多外国专家、毕业校友来讲课。教学内容整体都发生很大变化，与现在就比较接近了。
秦：毕业论文也有了一些变化，最开始毕业论文的选题都是老师来指导，后来由于硕士生导师是由校友和人民银行在职的一些金融一线工作人员组成，所以学生在毕业论文方面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和实际结合的更近了。这对五道口学生的培养非常重要。这种能力培养太重要了，念书说白了就是跟着老师走，但是论文就是另外的能力，五道口学生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践能力强。一个庞大的硕士生导师队伍指导五道口学生，让他们的实战经验成为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问：两位老师除了在教课以外，还在早期参与了五道口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出题和阅卷工作，能跟我们讲讲当时招生考试的事情吗？
秦：五道口硕士生的招生考试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研究生部自己命题考试，到后来参与国家统一招生。自己命题的时候就是三大块，英语、高等数学、经济类相关，英语是由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出题，高等数学的考题就是靳老师出的，那个时候报考学生非常多，批改试卷的工作量也很大。后来随着五道口的名气越来越大，每年有上千名考生。
靳：五道口的学生来源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职工作，根据他们的基础，我出题的难度也相应调整，符合他们的标准。根据经济学科大的框架，我给五道口的学生出题也是按照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631”比例进行，一直到1987年国家开始进行统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问：两位老师在五道口教书近三十年，接触过很多五道口的学生，对五道口学生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靳：五道口前三届的学生跟北大77、78级学生的感觉特别像，都对学习充满着异常的渴望，他们非常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而且那个时候国家百废待兴，年轻人志气高涨，所以非常渴望能够学点东西奉献自己。学习的刻苦程度真的是难以想象，白天上课学高等数学，晚上自己就在教室补初等数学，一点别的心思没有。老师和学生都是一门心思，老师就是要你，学生就是拼命要学会知识。
秦：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培训中心院子里的工字型二层红砖楼里盖了板房作为研究生部的教室，石棉瓦屋顶、木头黑板，冬天的时候就在屋里烧一个煤火炉子。那个时候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真是太高了。初期办学条件还常艰苦的。在那个时候的很多学生，因为时代原因，我教他们高等数学，但是学生们连初等数学都不会，但是他们实在是太努力了。
靳：当时主学的是黄永鉴老师，管理教学非常严格，比现在要严格多了，上课不能迟到，学生之间不能恋爱等等，所以学生们都怕黄老师。黄老师真是为五道口付出特别多，哪个老师上课，黄老师负责排课表，要跟每一个老师对接，有时候黄老师骑自行车到我们家来排课表。那时候电话不通，联系也不是很方便，基本上就是靠自行车。
靳：高等数学我知道他们学起来常不容易的，虽然很多学生之前都是学经济金融专业的，但是之前的中国经济金融专业是不学数学的，所以他们都是初等数学的基础，再加上一些同学插队回来，底子就更差。但当时我给学生们出的习题集，他们都很认真地完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晓灵，因为她是班里年级偏大的一个学生，当时她还要接送孩子，但真的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还有很多学生，比如厉放，算是比较年轻的学生，但是也非常认真，她硕士论文是关于通兑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的弹性的主题，当时她就有一个矩阵总是过不去，矩阵要解一个线性方程组必须是可逆的，但是她算了一两个月就是算不出来，我就说你把计算过程拿来让我看看。她拿了特别大一张纸，后来我一看，我说你这个矩阵不满秩，所以算不出来。那张巨大的演算纸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问：两位老师从五道口开始招收博士生以来，就一直负责教博士生的数学基础课程，直到2012年五道口与大学合并前期，很多博士校友都提到过两位老师，想请两位讲一讲五道口的博士生教育。
秦：五道口从1987年开始招博士，当时入学考试定了三门课程，经济计量学导论、外语和金融专业课（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专业课合并出一张卷子）。计量经济学导论就是我来出题，这个模式延续了很多年，直到2012年还是我来出题。博士生的来源大都是有金融实践经验的优秀从业人员，尤其早期在银行业的学生特别多，他们都是在职学习，所以上课时间大都安排在周五晚上和周末两整天。我和靳老师这么多年都在给他们上课。
靳：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武捷思，当时他在工商银行计划司任司长，出差任务比较多，所以缺的课程很多，他就到我们家来补课。白天如果没有时间就晚上来上课，带一个大茶缸里面装满茶叶，他说这样是为了能够提神。还有王林，偶尔上不了课他就一定会打电话来请假，我很惊讶。学生上课嘛，不来就不来了，但是他来不了就一定要请假，做事有板有眼，特别认真。
秦：博士生的教学计划后来随着时代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世界潮流就是用数学解决经济问题，所以课程改成高级经济计量学、高级微观、高级宏观。使用的也是国内最先进的教材，北大应用经济学的教材。在2000年以后，五道口博士生课程与、北大等国内一流高校应用经济学教程基本一致。我跟靳老师的思想是引进课程以后，每一年都要调整更新，因为根据新的教学实践和学生反馈，让学生能够接近前沿的教学内容。比如罗姆的宏观经济，根据他的2、3、4版本更新，我们也第一时间更新。
秦：我们跟博士生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我们教的课程确实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交流就特别密切，在课堂上什么不懂及时提出，同学们之间也彼此争论。
靳：五道口的学生对老师非常的尊重，所以我们教得也很高兴，你看那么多年轻人渴望知识，所以你觉得自己应该倾其所有地去教他们，我和秦老师从来没有放假的概念，我跟学生们讲，一年365天，从第一天到第365天，除了大年三十，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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