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晚年撰写的一部大作，全书分上下两部，近一百万字。它是一部对柳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段祺瑞执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49年中国和中国和平谈判时，是南京代表团之一，因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在北平。中华人民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早在1920年，章士钊在上海时就曾帮助过为送新民学会的部分会员去欧洲勤工俭学筹集了两万块银元。就是因为有了这两万块银元，欲去欧洲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一家、徐特立、李富春等人才得以成行。对于章士钊的这次帮助，一直深深地记在心中。章士钊先生定居后，特别是19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对章士钊的生活、住房等很为关心，他常派秘书徐业夫去看望章士钊，章士钊也常给写信和送书。为了帮助章士钊先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从1963年春节起，每年正月初二，都让徐秘书从他的稿酬中取出2000元给章行老送去。一直到1972年春节年年如此。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广为传说的所谓“十年还债”的故事。
章士钊不仅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位著述颇多的学者。章士钊酷爱柳元的文章，他曾用大半生的闲暇时间研究柳元的文集，《柳文指要》就是这一研究的重要体现。章含之回忆说，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柳文指要》，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部作品，到1965年，完成了全书初稿。对柳元文集的研究，在这之前，虽然也曾有人发表过文章，但像章士钊这样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柳元文集的专著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得知《柳文指要》初稿写出后，就让徐秘书与章行老商量，提出能不能把书稿先送他一读。先“送阅示”，这是章行老的心底愿望。所以，徐秘书一提出此事，章行老就很高兴地立即派人将《柳文指要》初稿送到处。
收到《柳文指要》书稿后，按古人的做法，当日(即1965年6月26日)就派通讯员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5斤，还给章行老写了一封很有趣味的信。原信全文如下：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注：即章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柳文指要》初稿，章行老皆是用毛笔书写的。章行老行书字得心应手，自成风格，堪称一家。素来爱看名人墨迹，所以，自收到书稿后，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阅读，这里当然也含有对章行老墨迹的欣赏之意。
对章士钊的这部力作，不仅从头至尾非常仔细地阅读，非常认真地把原稿中的错别字改正过来，而且还逐章逐段地研究，凡是他认为不恰当的地方，他都一一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有若干处还亲自作了修改。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来书稿文字是这样的：“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派之争，雍容揄扬，著於后嗣，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以与古文相形而特显其壮大。以事过烦复，即不多论。”将这段文字中的“永远相持于不敝”7个字删掉，文字改写成为“微论大言小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对《跋》中原稿文字“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把它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督教”一语，把它改为“所受友人督教”，等等。对《柳文指要》初稿的修改意见，章行老很为重视，并一一重新做了修改。对亲改的地方和文字，章行老差不多全都赞成。
章含之说，章行老撰写《柳文指要》，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的支持。“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读完《柳文指要》初稿后对该书的初步评价。从6月26日收到初稿，到7月中旬，《柳文指要》上下部，已经从头至尾读过一遍，并支持它的公开出版，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出于对柳元文章和这部“解柳全书”的喜爱，读完一遍后，1965年7月18日，又给章士钊写信说“还想读一遍”。信是这样写的：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就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你这一点，请你要有准备，不怕人家……(下半部分信中主要谈郭沫若同志同高二适先生关于《兰亭序》问题的争议，同意发表高文。此处略)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这封信中所说的“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信中所说的“友人”，是指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处康生。从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直率地指出了这部书的问题，而且又从作者世界观的实际出发，没有求全责备、于人。由于作者对唯物史观还缺乏了解，因此，他不可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的阐述时，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此，并没有要求章士钊改变世界观。只是明确地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你这一点，请你要有准备，不怕人家。”
对章士钊的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不仅自己反复研究和阅读，而且在1965年8月5日，还将这部书推荐给康生阅读。他在给康生的信中说：“你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处。”这里，又一次肯定《柳文指要》。在这封信中，还对《柳文指要》做了更深入地分析和评价：
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
章士钊先生根据的意见，对《柳文指要》再次作了修改。章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会有不足之处，因此他在该书的总序里表示：“硕学，如认为有笑破口而竹垞我；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夫学问者、不足之渊泉也，每当得一新解，不足，即习习然而至，数年之假，得以读易补过，企望之情，倍百恒品。”1965年9月，章士钊先生将《柳文指要》修改稿再次送请审阅。收到修改稿后，又一次阅读了全书。大约1965年底，再一次给康生写信表明他同意出版《柳文指要》的意见，并将章士钊的修改稿一并送给康生阅。
康生这个人很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他本来是反对出版《柳文指要》的，但对于的意见又无理，所以，他看了的信后不得不改变初衷，佯言符合。康生在给的复信中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真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后，康生也模仿语调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收到康生的复信后，于1966年1月12日又给章士钊回信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这封回信的最后，还特意加了一个附注：“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章含之回忆说，把康生复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了。信封上的字原是康生写的：“请教康生寄”把“”二字圈掉，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
照理说，到此《柳文指要》出版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修改后的书稿刚刚送到中华书局，就开始了。形势的突然变化，使本来要出版的《柳文指要》被搁置。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在年近90高龄的时候才完成的这一巨著，出版又将成泡影，章士钊的内心当然是难以平静的。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晚年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一部著作，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部最得意的著作，所以作者总是希望有朝一日它能够出版。作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盼望着。大约是到了1970年，也就是在转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章士钊先生又给并康生写信重提《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章士钊在信中说：“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他在给的信中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为此请求恕我指挥之罪，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无论文字写得怎样婉转，但字里行间凝结着写信人的唯一真诚的心愿：企盼《柳文指要》能够正式出版。收到章士钊的信，才知道《柳文指要》还没有公开出版。即让徐秘书给有关方面打电话问及此事。在的关心和催促下，有关部门方决定将文稿发排铅印。1971年9月，《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柳文指要》全书3函平装14册，16开本，是用了3号宋体字竖排的，因字比较大，很适于老同志阅看。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一生中写作篇幅最长、最完整的巨著。章含之说：章士钊先生拿到出版的新书时，激动得两手都发颤了。他捧着新书来回抚摸着，还拉着章含之的女儿妞妞的手叫她也摸着书的封面，还对她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如果要问最使章士钊先生晚年高兴的事是什么的话，那就要算是《柳文指要》的公开出版了。
不过，在的岁月里，像《柳文指要》这样的书能够得以正式出版发行，没有的支持和关照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本书一出版，章士钊先生就用自己的钱买了上百部，还让秘书王益知同志买来红纸，裁成小条，亲笔题字，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他的朋友们。章含之说，首先是送给、各一部。后来，出版社还按照惯例(当时全国各家出版社出版的书刊都要送给一套)送给一部。章士钊先生送给的那部《柳文指要》，1976年9月辞世时，还放在他卧室里的书架上。从1971年9月到1976年9月，在这几年中，时常翻阅《柳文指要》。中华书局送给的那部《柳文指要》，1972年初又转送给他的女儿李讷了。李讷同志是学习历史的，对《柳文指要》当然也很喜欢。
说到《柳文指要》出版，还有这样一个故事。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中美《上海公报》签署之后，总理在上海友谊大厦举办送别尼克松一行的晚宴。由于中美双方终于完成了改变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的，签署了有深远影响的《上海公报》，因此，宴会气氛十分活跃。席间，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交谈，交谈过程中，发现弗里曼先生的古汉语造诣很深，不仅读过司马迁的《史记》，还读了二十四史。深为赞赏，专门向他介绍了章士钊先生晚年著的《柳文指要》，并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的关怀下才得以公开出版的。弗里曼对此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就对章含之(当时担任翻译)说：“弗里曼先生那样有兴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当时，章含之手头没有此书。尼克松一行第二天清早即启程回美国。在上海同志的协助下，章含之同志连夜找来一部已经用过的《柳文指要》。据说，这部《柳文指要》是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作组留作用的靶子书，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说要用当年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把这部书“批倒、批臭”。幸好章含之逐页检查时发现了这张纸条，要不这张纸条将随书让弗里曼带回美国去，成为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档案里的一件重要的“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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