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抓鱼是什么意思巴巴拉·W·塔奇曼，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板正”的历史学家。你不会从她的著作中，看出什么史料数据的量化分析、历史教训的强制输出以及历史系统的规律演绎。因为，她首先是一个作家，其次才是一位历史书写者。从《八月炮火》到《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她两度摘得普利策，这绝非偶然。《历史的技艺》一书就向我们呈现了其成功的源泉：探寻作为艺术呈现的历史写作，最大限度地将文学经验与历史沉思融合。
塔奇曼只关心作为叙述和表达的历史，而将作为“科学”研究的“历史学”归还给学院作者。她既划定了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又两者间的渗透互鉴。甚至，你完全可以将《历史的技艺》看作一部关于“历史创意写作”的“活教材”。如上编“历史技艺”就是关于历史写作的性质归属、创作方的“总纲”，中篇“写作”就是塔奇曼自己的“范文展示”，带我们领略技艺如何在文章中纤毫毕现。下篇“学习历史”则是对历史认识论的反思。这种精心的结构布局无疑让人愉悦，它有效地使原本话题零散的文章汇编变为一个个有机的“文章矩阵”。
在《寻找历史》中，她自言在大学“对我帮助最大的三门课中，有两门都是文学，不是历史”。塔奇曼始终将历史作为一种叙述的艺术，将自己视为一位历史作者。她对语言表达的，追求晓畅、有趣，还有审美的享受；对历史材料的选取，去粗取精，勇于无关内容的，却是对历史学家的反讽。“历史学家总是被历史的旁门和枝节所吸引，但写作的艺术——对艺术家的试炼——就在于，是否能忍痛割爱，直奔主题”。一切材料都只为叙述服务，她只写吸引读者的历史，发展成为引人入胜的叙述。“让他们和我一样对写作主题欲罢不能”。塔奇曼的历史写作无疑以读者为中心导向。这些考量显然都立足于艺术的接受美学，而远非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所在。
当塔奇曼自问，“历史学家应该是艺术家吗”？她的回答显得既谦卑又自信，“有意识地运用艺术手法当然应该是他的工具之一”。“我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一个讲述者，只不过我讲的确有其事，并非虚构。”在她看来，历史写作的本质是艺术，它与小说的差异只在题材上的虚构与现实。《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一文，正是对历史与艺术二者关系的深化总结，同时也是塔奇曼的“自况”。
“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的表述意图何在？我想她至少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几大“暗渡”：一方面，她将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完成了历史写作的一大“自赎”。历史写作开始“”，追寻价值。另一方面，历史作家可以毫不逊色地与诗人、小说家站在一起，在创造性和想象力上，历史作家也将毫无愧色。更重要的是，塔奇曼不满于“非虚构”标签对于历史写作的“矮化”分类，创造性地提出“现实的作家（WritersofReality)”书写“真实的遗产”这一全新概念。这无疑为历史写作跻身于艺术创作进行了理论铺垫。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历史的技艺”对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技艺就是如何在叙述真实史料的前提下，将写作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发挥到极致。塔奇曼无疑博学多才，她对于艺术的熟稔深谙，让读者倾慕。正是在对小说诗歌的借鉴学习中，她找到了历史写作的原则、方法和“技艺”。在原则上，她既看重原始文献的价值，又看待其中的；通过实地勘察历史现场，加深对事件的感性认知。在历史观上，她反对一切形式的理论先行与预设系统，既驳斥了历史的本质主义，也了历史的系统论者。服从于材料，而不是把自己于材料之上，“比阐释更重要，事实就是历史，不管阐释与否。”不指导什么，只是讲故事而已，形成了作者的鲜明态度。
这些原则也自然渗透在“讲故事”的方法技艺里。在《历史何时开始？》中，她对历史讲述者的分类讨论，细致且完备。不仅有历史的同代人还有历史的后来者。前者分出现场的者、材料的编纂者和纯粹自觉的历史学家。自觉的历史学家又有“旁观者”与“操刀人（历史的积极参与者）”。这种写作者类型谱系的“树型图”，完美呈现出写作者水平才能的高下，情感立场的强弱。她试图说明，历史写作就是对事件观察距离、视角和比例的反复调试。根本就没有纯粹中立的历史学家，客观性从不观点与情感。
情感、细节、叙事和想象成为塔奇曼历史技艺的几宝。“我认为那（情感）是历史的一种核心因素，就像它在诗歌中的作用那样”，“历史是情感和事实的重新整理”。《计以盎司的历史》就充分挖掘了历史真实何以呈现，情感价值如何凸显的问题。塔奇曼给出的答案是运用“确凿的细节”。细节虽然不能每次都得出结论，但却能帮助写作不现实。“它成了一个缩影、一个具象、一个画面”。它是学院著作的，“仅仅奉上观点是无血又无肉的。学院派历史就常常满篇都是观点而不见行动，只说他们是怎么写的，不说他们是怎么做的”。
理想的历史写作是一种历史的艺术，它参照文学的手法，把过去之事的情感和智识传递给大众读者。塔奇曼发现，优秀的历史作家总与艺术家的特质相通，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表达的能力。想象力正是联系眼光和表达的枢要，因为它是事实的延伸，判断的推演。它完美地将情感与智力、同情心和同理心融合，而这些正是读者阅读历史希望获得的慰藉。历史的技艺贯穿于写作过程始终：从“独到的眼光”到“表达的媒介”再到“设计结构”，它涉及加工材料、语言表达和叙事结构多重维度。比如在历史结局已知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悬念，保持趣味？塔奇曼传授道：“如果你装作并未时过境迁，避免受惠于事后诸葛亮的聪明，忍住不要提到之后发生的事件，那么，悬念自然而然就会自己产生”。
塔奇曼的秘笈如此之多，技艺讲得如此精到，我们不禁想问她自己的文章究竟如何？她的历史分析到底有何特色？《对日本的诊断》、《以色列：有太多不可能的地方》、《以色列的快剑》等文章就足以窥见塔奇曼的书写风格：她绝不仅是以史论史，就事论事，相反她总能从事件的表层烟尘里见出各个民族潜藏的思维模式、心理类型与历史意识。如对日本的“诊断”，一语就道破症结所在：日本人总以天真委屈的者形象示人，具有幻想的“受狂”情结。塔奇曼的勾勒如简淡白描，寥寥几笔，战时日本人现实的“自欺”，不讲逻辑的“疯狂”，看重面子的“愚顽”，不知的“”跃然纸上。这种文字呈现的画面感，叙述张力的戏剧感，处处散发着绵延未尽的沉思。《最终解决方案》则将笔锋切入被的历史，凸显出一个历史作家的立场担当。她对战犯艾希曼的自辩，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对所谓“配合导致了大”的论调都进行了猛烈。你能看到一位充满情感的塔奇曼，然而，让她失去客观性了吗？显然没有，正是充溢的情感价值让她发现，正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之道：“，采取的态度，而不是拼死一搏。他们对待的办法就是：活过它。”《以色列：有太多不可能的地方》和《以色列的快剑》可谓全书最具浪漫英雄主义的篇章。作者对于犹太民族的、、的价值追寻抱有显而易见的历史同情。其中，对以色列和约旦的风貌描绘，即使将其归于文化的纪行随笔，也毫不逊色。那种历史书写的夹叙夹议渗透着抒情小品的诗意神思，仿佛是巴别尔笔下的战时生活，房龙故事中的从容徐缓。在她的笔下，犹太和阿拉伯两个世界的历史恩怨不是冰冷的说辞，而是有着情感观察，心灵分析和现实的关切。塔奇曼会看到“确凿的细节”：阿拉伯人在犹太复国运动中感受到的羞辱，不同年代脸孔表情的变化。历史已经深入到人的毛细血管中，成为有情感的特写镜头，成为洞察时代的“微历史”。
塔奇曼无意充当历史的“女王”，从不故弄玄虚，拿腔拿调，向我们传授历史的教谕。相反，她用切身实践和沉思来倾诉：历史写作的所有技艺、情感温度与态度立场。“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正是这种务实精明的历史观，让她的写作深受大众读者和历史学家的共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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