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于《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而是筹滇协会的人唐璆。但经湖湘近代人物研究专家邓江祁教授查考，曾先生的上述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护国元勋蔡锷。本刊自即日起连载邓江祁教授的辩驳文章，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1916年8月11日的云南《义声报》在时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的开头就明确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同年11月蔡锷逝世后，云南老报人惠我春和曾在蔡锷的指导下编纂云南《光复史》、《蔡松坡先生事略》的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上联的首句是“少年别号击椎生”，下联的首句是“末几同吞炭者”。 “吞炭”，指喉咙变哑失音。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说的是春秋末期，晋卿智伯被赵襄子灭门。智伯死后无子嗣为其报仇，其家臣豫让便担负起了报仇大任。为了达到欲乘间刺杀赵襄子以为智伯报仇的目的，豫让决定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1916年10月，时在日本治疗喉病的蔡锷在为汤觉顿等海珠事变烈士所题写的挽联中有“公等饮弹，我亦吞炭”之句，以“吞炭”自况。所以，惠、郭的挽联中“击椎生”、“吞炭者”都是指蔡锷，上、下联对仗十分严谨。此联也因此深受云南人民的重视和欢迎，不仅为云南国是1916年所编之《蔡黄录》收入，而且还附录于云南图书馆印行的《护神蔡公传略》，流传甚广。因此，击椎生是蔡锷别号一事就逐渐流传开来。1936年，曾与惠、郭二人共同办过《义声报》，后来担任过唐继尧秘书的何慧青在《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中说：“蔡在日本留学时，尝著论发表于《新民丛报》，别号击椎生。” 1943年，刘达武在所编之《蔡松坡先生遗集》中《年谱》“1900年条”说：“梁启超召公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名奋脖子上有痣代表什么翮生，一署击椎生，撰《军国民篇》以国人。”但据笔者查考，何、刘二人所说蔡锷曾用“击椎生”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过文章一事则并非历史事实。但在当时的战争中，文献资料条件很差，而《云南》又是在日本出版的，何、刘二人的说法不太准确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见，无论在蔡锷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人明确指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自号）或笔名，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已早有明确的答案，既非什么秘密，也非什么历史的悬案。
但近年来，却有个别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殷英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上发表的《蔡锷笔名质疑》一文和2007年出版的《殷承瓛与护国运动》一书中认为，击椎生在《云南》上发表的诗文中涉及到当时云南的、经济状况，地理，矿产资源和南滇、翠湖、江城等云南的地名和著名风景区，“而1907年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对云南地名尚不熟悉，故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而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殷承瓛的笔名”。为此，笔者于2012年6月作《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一文，从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击椎生关心时政的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击椎生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同、击椎生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以及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等五个方面，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论证，最后认定击椎生不是殷承瓛的笔名，应是蔡锷的笔名。同年12月，殷英又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蔡锷笔名探析》一文，对自己以前的观点做了修正，改言为击椎生“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的笔名”，但究竟是谁的笔名，尚待进一步“确认和研究”。
笔者本以为，天下从此就可太平了。但是，无独有偶，时隔4年之后，曾业英先生《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以下简称曾文）一文经蔡美彪、徐曰彪、李少林等三位先生及三位匿名审稿人评审通过后，正式在中国核心期刊《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发表。此文虽然无法否定击椎生是蔡锷的别号的历史事实，但却否定了笔者关于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观点，还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后“认定这个在《云南》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蔡锷，而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人唐璆”。
本来，由于学者掌握的史料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有异，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足为怪。就好象人们在茶余饭后，时常说某某人的眼睛像某某明星，某某人的鼻子像某某名人，人们听后也就一笑了之。因为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既不会因你说是就是，也不会因你说非就非。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曾先生在文前还说要“于各位专家，不妥之处，敬祈”，结果却还没等专家出来，就迫不及待地在文末说：
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及其新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竟张冠李戴，将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8万余字的诗文收录其中，并据此以8000多字的篇幅专辟《利权》一节，作为蔡锷的生平业绩，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也是对唐璆的不负责任与不公，亟应以适当方式予以纠正，以免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不仅如此，曾先生还自以为是，致信蔡锷家乡邵阳市大祥区政协负责人，其所编《蔡锷诗文选》从笔者所编之《蔡锷集外集》中了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的部分诗文，并要求其“设法纠正”。
众所周知，在宣布之后，被判决人倘若不服，尚有上诉的机会和。而况你曾先生的所谓“判决”，事实是否清楚，是否确实，程序是否，量刑是否合适，等等，都还未经历史的检验，就草率要求执行，冤假错案遂由此而生焉。有鉴于此，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和唐璆负责，笔者不得不中断正在紧行的《民党巨子谭人凤传》和《蔡锷集外集补编》的编撰工作，特作此文，以与曾先生商榷，并于方家，“以免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曾文首先对拙作中提出的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和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两个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因此，本文先对曾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质疑作出必要的回应。
第一，关于别号与笔名的关系问题。曾文认为，“惠我春、郭燮熙为蔡锷题写的挽联，并不足以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笔名”。“别号与笔名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别号是依据不同需要自起，或他人所起自己也认可的名和字以外的称号……而笔名则是作者发表作品时的别名，惠、郭挽蔡锷联中的击椎生明明说的是‘别号’，而邓江祁将它与清末民初报刊上作为‘笔名’的击椎生等同起来，其实是不妥的。”笔者认为，曾文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强调两者涵义的区别，而看不到两者的内在联系，因此其上述观点显然是片面和错误的。
首先，从别号与笔名的词意看，它们都是某人本名之外的另外一种称呼。不仅“别号是依据不同需要自起”，而且笔名也是作者依据其爱好和不同需要而自起，所以，一个人在自己的本名（对自己本名不满意也可另起，如蔡锷的原名叫蔡艮寅，后来改为蔡锷）之外，想起什么别的名字，发表文章时想用什么作为笔名，完全是个人的爱好和，既不需要到哪个机关登记，也无须哪个部门批准同意。在中国古代，一些文人除名和字之外，还取“号”，是为别称，所以又叫“别号”或“自号”。“号”的实用性很强，不仅可供人，也常用作文章、书籍或字画的署名。还需要指出的是，“笔名”是现代汉语中的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并无“笔名”一说，而以“别号”、“自号”或“别署”、“自署”之类的词语称之。例如，梁启超的小师弟蒋贵麟在《康南海先生考略》一文中介绍梁启超时云：“启超，字任甫，别号任公、沧江，饮冰室主人等。”又如，1924年7月30日《新秦日报》一则关于鲁迅的消息说：“小说大家周树人，别号鲁迅。”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别号”、“自号”其实也就是今天所谓笔名的意思。由此可证，曾文所谓“惠、郭挽蔡锷联中的击椎生明明说的是‘别号’，而邓江祁将它与清末民初报刊上作为‘笔名’的击椎生等同起来，其实是不妥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
其次，从历史的事实看，在中国历史上，以别号、自号作为笔名发表文章，常普遍的现象，不足为怪，有的甚至还以自号或者笔名行世。众所周知，梁启超自号任公、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人、如晦庵主人，别号也有任甫、沧江、轶赐等等。他以这些自号或别号为笔名发表文章不是常有的事吗？青年仰慕梁启超，不仅曾自号“子任”，而且还以“子任”为笔名，在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发表《吉安的占领》一文，总结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占领吉安的经验教训。此外，章炳麟别号太炎，章士钊别号孤桐、秋桐、青桐，宋教仁别号渔父、勥、勥斋，周树人别号鲁迅、预才、豫、豫才、豫山、豫哉，陈独秀别号由已、仲山、陈由已、独秀山人、独秀山民，等等。曾文作者不妨去查一查，他们有多少文章是以这些别号或自号为笔名发表的。所以，如果曾先生的上述观点能够成立，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人物的文集岂不都得重新编纂？！中国的近现代史岂不也要改写？！由上可证，曾文把别号与笔名绝对对立，认为“别号与笔名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的说法，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
还需要指出的是，曾文为了否定击椎生是蔡锷的自号和别号的史实，还不惜南舟和惠我春、郭燮熙的本意。南舟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其意思清楚明白：蔡锷年青时之所以自号击椎生，就是表明蔡锷的“初心”，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的，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对于南舟说得清楚明白的事，曾文在经过一番“论证”后却说“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不过是‘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对于惠我春和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挽联的上联首句中所引用的广为人知的蔡锷“击椎生”“别号”，曾文则又以“没有其他自证之言可为依据”为由，便断言：“在一定程度上，惠、郭挽蔡锷上联（击椎生）也仅仅是他们为满足与确有蔡锷自证依据的下联（吞炭者）的对仗需要，附会张良的故事，代蔡锷所起的‘别号’”。笔者倒要请教曾文作者，郭燮熙1912年曾参与编写《蔡松坡先生事略》，已经知道“奋翮生”是蔡锷别号（笔名）之一，为什么不用“奋翮生”却还要代蔡锷取个“击椎生”的别号？倘若“击椎生”真的是惠、郭二人“代蔡锷所起的‘别号’”，它要与下联的“吞炭者”对仗，这一假一真能对仗上吗？其他人能看得懂吗？历史研究是凭史料说话，只凭一己的和主观猜测来否定史料是不严谨、不负责的表现。所以，对于曾文所谓“击椎生”是“英雄”的南舟的“推测”和惠我春、郭燮熙“代蔡锷所起的‘别号’”的说法，在其拿出有充分力的新史料来证明之前，我只能认为是其不顾史实的臆测和对重要史料的误读，因而其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此文（未删版）完成于2016年12月，共3万余字。此文完成后曾先后分别向《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均遭退稿。后改为大众版《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共20期于2017年7、8月间在搜狐号“老邓说史”平台刊发。此文删节版载《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