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家应当如何研治历史？这些问题，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1]我相信历史学是科学，力求在科学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历史。一，首先用严谨的考证确认史料的可靠，建立可信的史实；二，然后用合理的解释连接史实，解析出史实间的关联；三，再用归纳的方式，做出理论性的概括；四，最终构筑出一个包含了基层、中层到高层的历史学知识系统。
十多年来，为了求解的问题，我沉浸于史料的搜集选别和考证鉴别，埋头于统计图表和数据分析，致力于分析归纳和描述概括，可谓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入了
离开活生生的历史越来越远。我失去了历史的感觉，鲜活的往事，有血有肉的故人，在我眼中变成了资料和数据。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失去了对的关注，从前那些盎然的兴趣，那些色彩纷繁的良人美景，在我眼中变得黯然无光。
我实实在在地面临着一种：如果我继续沿着这种思，在这条道上专注入神地走下去，我的心灵将会枯竭；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历史，将会在我的心中变成一堆材料、论据、数字、图表、论述和概念的组合。
于是，心中滋生种种怀疑。怀疑这种科学主义的历史学研究，是否能够等同于历史学？怀疑支配历史研究的这种设问求解的思，是否将历史学带偏了方向？怀疑这种规范化的论文文体，是否正在演变成一种的新八股文？进而，我怀疑历史学是否是科学，进而追问，何谓科学？
都是些寻根问底的终极问题，怕要苦苦求索一生。中，响起先师司马迁引孔子之言其志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我有所，暂时将理论探讨之哲学思辨推后，也将求答的历史研究放下，尝试走出书斋，去向田野，到历史现场中去搜寻往事的遗存，去复活历史；尝试回到历史学的原点，司马迁，打通文史哲，重新叙述历史。
经过多年的努力，写成两本历史再叙事，《秦崩》和《楚亡》，还收获了一本历史推理《秦谜》。结合这些实践经验，我不断地对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作重新审视，一些当年不得其解的问题，逐渐得到比较清晰的解答。
在求解的过程中，我曾经撰写《历史释义—汉字史学理论的文字基础》一文,对于汉字“历”和“史”,汉字词组“历史”之字形和词源,其由来及其意义之演变作了详细的考订，然后提出:“汉字‘历史’一词由历＋史合成。历字之初义，是时间之经过，史字之初义，是事情。合而重新诠释之，历史在基本层面上的意义，就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事情,这就表达了历史本体的意义。同时，历字以足行经过禾间表示有序有度的时间经过，史字以手持猎具表示事情，创造历字和史字的古人，以人的肢体之形传达出人对于时间的和对于事情的，这就在时间和事情之上，为历史注入了人的因素。[3]
进而,在历史的汉字构造中,对于时间的,是通过空间距离来体验和传达的,由此而蕴藏了时间和空间在历史中可以相互转换的关系。对于事情的,是通过最贴近的活动来体验和传达的,由此而蕴藏了对于事情的人为参与和选择。可以说,汉字历史所表达的时间、事情、空间和人的意义,已经大体上涵盖了历史学的基本要素,为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的语言文字基础。”
在该文中，我还提到,历史学中的事情,是多重的事情,关于历史学中事情的多重意义的问题,笔者拟在他处讨论。[4]后来，在我的另一篇论文《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中,我就历史学中事情的多重性作了阐述[5],概述如下:
历史学中的事情,是一个多重的事情,这个多重的事情,也是一个多重的镜像,反映了历史学知识构成的多重性。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借用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世界”,作为知识领域的代名词来加以使用。
历史学的知识构成是一个“3＋N”的世界。“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可以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N”是历史学三个基础世界之外的多重延伸,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
1、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我们可以简称为史实，这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或者叫作第一历史。这些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已经消失,那些曾经活动于往事中的人们,已经死去,都不可能再次出现。2、有关这个第一历史的一些信息,通过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我们叫作史料。能够反映往事的史料,我们叫作历史学的第二世界,或者叫作第二历史。3、根据史料所撰写的历史著作,简称为史书，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或者叫作第三历史。4、根据已有的历史著作再作编撰所写成的历史书,属于历史学的第四世界,也就是第四历史了。如果有人再根据这本书再作编撰,比如编成一部历史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就属于第五世界,成了第五历史了。同样的延伸,还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这就形成了历史学特有的知识构成—3＋N的世界。
进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3＋N的历史世界里,史实，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指的是第一历史。第一历史的,我们可以不断地逼近,不可能完全达到,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不可能完全证明。史料的世界,特别是出土文物的世界,是兼具古代和当代,过去和现在的时间两重性的特殊世界。在这个特殊的世界中,史料穿透时空,可以让我们直接感触到第一历史,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可以达到,证明可以完全。进入到史书的世界以后,编撰史书的时代背景,编撰者的思想和意图,编撰的手法和史料的鉴别取舍,都混合于其中,对于第一历史的追求，从本质上讲都是根据史料所作的合理推测。进入N的历史世界以后,因为更多的其他因素的混入,比如文学表现,宣传娱乐,或者是经济利益,求真的史学核心价值,逐渐退化直到消失不存。
所以我们说,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与历史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世界的史料距离历史最近，到了史书的第三世界,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一旦进入N的世界,距离逐渐变远,变形随之加大,信用也不断地降低。与此相反,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撰写的史书,演生出来的历史故事,编导出来的历史影视剧，则可能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趣,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6]。
有了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的模型以后，我以此为尺度，衡量了我所完成的所有历史专业的工作：四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我的结论是：它们都是基于史料对于往事的建构，都属于历史学的第三世界，属于广义的史书类。不过，它们建构往事的形式不同，《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是有系统的科学主义的研究论著，《秦崩》和《楚亡》是人文主义的历史再叙事，《秦谜》是基于形式逻辑的历史推理，至于数十篇论文，多是针对某种问题的设问举证求解。这些不同的著作，是我用来表现历史认识的不同形式，是历史学的不同的文类。当然，从史料运用的严谨度，解释的合理度的角度看，从《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和数十论文，到《秦崩》《楚亡》再到《秦谜》，有一逐渐降低的趋势。但是，从谁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角度上看，却难以做出同样的判断。
科学，是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产物。何谓科学？本身就是边界模糊的历史和哲学问题。科学是确切的知识体系，是我所接受的一个最广义的界定。[7]科学史专家吴国盛先生说：“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8]我从事历史学工作近四十年，无论从实践经验还是从理论分析上，都无法将历史学与科学画上等号，而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
历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历史学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科学基础，有两点含义：1史料的可信度；2解释的合理度。这两点，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的人文性，也有两点含义：1历史学的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2在历史学的4个基本要素之时间、空间、事情和人当中，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关键。
有了对于历史学基本性质的这种认识后，我进一步从实践和理论上确认：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研究，接近于科学，追求真。叙事，接近于艺术，追求美。多年以来，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之下，历史学走偏了，丢失了千百年来固有的传统，放弃了叙事，成了残缺的坡脚鸭。今天，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成了历史学健全发展的要紧事。新的历史叙事，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叙事，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
历史学，是后人基于往事留存的信息，重新认识往事的知识体系，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就内容而言，历史学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母体；就方法而言，历史学游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就未来而言，历史学包含了各种非虚构的巨大空间。有了这种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阔思，改变现状中的自闭和萎缩，建立起和拓展的大历史学新观念。
[1]本文，是我为增定本《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所增添的内容之一。旧版序章，原有方七节，现增补为十节，此文为最后一节。增订本书稿已经交三联书店。
[2]这种，并非我个人所独有。最近，我读社会学者周雪光先生的大著《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在自序中，周先生写道：“常年沉湎于统计模型和数据资料中的研究经历让我感到自己距离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越来越远，找不到感觉，激发不出有新意的思。于是，一个强烈的愿望油然而生；改变研究风格，从量化研究转向田野研究，通过近距离观察来寻找研究灵感和学术课题。”这种追求学术风格的变化，追求学术范式转型的心思，或许是学者们所共有。
[3]参见李开元：《历史释义——汉字史学理论的文字基础》，《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原题《历史释义》,“——汉字史学理论的文字基础”是发表后我添加的。笔者以为,思想和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还原到历史学中进行探讨,追究其起源和演变的过程,历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还原到语言学中进行探讨,追究表达历史和思想的语意来源及其变迁。笔者撰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基于这种思,目的是想通过文字的考释,为用汉语思考,用汉字书写的史学理论建立一个文字基础。这个意思,我在文中已经有说明,为了更加强调这一点,我特意对标题作了添加。
[4]对于历史学中的四大基本要素,即时间、事情、空间和人的意义的展开,我已经作过一些工作,得到一些结果,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暂未集中作专题的公开,只是在现有工作的途中,不时作一些适当的开示。在种种的原因当中,表现形式的问题是一个使作者深为苦恼的问题。笔者深感现有的学术论文的形式,不适合表现而活泼的思想,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方式。
[5]李开元：《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刊载于《史学集刊》，2012年第4期。
[6]笔者曾经指出，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有层次性，可以概括为由基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和哲学史学所组成的层次模式，在这个史学知识构造的模式中，高层史学的工作依赖于中层史学的结果，中层史学的工作依赖于低层史学的结果，这种特点，我们称为基础下向性。（参见李开元《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与史学的多样化》，刊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上述3+N的历史世界中信用性逐渐降低的特点,应当与历史学层次模式中的基础下向性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则面概括为信用伴随层次增高而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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